蔣介石幕府，可以說是謀士如雲，武將如林，其規模和人才質量，均遠遠超過了清末和民國時期各大軍政幕府。 蔣介石幕府裡，文臣或長於謀略，或精於理財，或擅長組織，或文雄一世，或善於遊說四方；武將則能徵慣戰，文韜武略，也都是一時之選，極一時之盛 。 這是蔣介石能夠擊敗對手，統治中國 20 多年的原因之一。

在清末至民國時期的各大軍政幕府中，蔣介石幕府存在的時間最長 ，規模最大，如果誇張一點，也可以說是謀士如雲、猛將如林了。 這是蔣介石能夠統治舊中國達 22 年之久的一個重要原因。

那麼，蔣介石是如何挑選幕僚的 ？ 他又是如何駕馭這個人數眾多的幕府並維持它的運作的呢 ？ 蔣介石的高級幕僚熊式輝認為 「蔣一切用人行政不外三緣－地緣、血緣和學緣」。 書稿旁徵博引，引用大量民國時期名人回憶錄以及罕見史料，闡述蔣介石的用人、識人以及縱橫捭閔之術。

長期追隨蔣介石的吳國楨指出，蔣一生最愛讀、讀得最多的兩本書是

《孫子兵法》和《戰國策》。 他從《孫子兵法》學習軍事謀略；從《戰國策》中揣摩縱橫捭閔的權術。 蔣介石表面上以王明陽、曾國藩的理學標榜，但實際上，對中國古代權術以及帝王術的揣摩已達到了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境界。 李宗仁說：「蔣先生統兵、治政的本領均極端低能，但其使權謀、用詐術則天下第一。」該書稿講述了蔣介石的用人、識人以及縱橫捭閔之術。

金竹山：主要研究方向為中華民國史、中國國民黨史。 先後出版《陳其美與辛亥革命研究》《蔣百里生平與軍事思想研究》《白崇禧大傳》《陳立夫大傳》《張學良全傳》《張元濟傳》《陳其美傳》《黃郛傳》《章乃器傳》《 蔣百里傳》等。

綜述

第一章 兩位“良師”

第一節 蔣家王朝第一號軍師張靜江

第二節 蔣家王朝的「師保」吳稚暉

第二章 兩位“益友”

第一節 蔣記三民主義理論家戴季陶

第二節 「政治南伐」的關鍵人物黃郛

第三章 新政學系巨頭

第一節 「諸葛亮」楊永泰

第二節 「和事佬」張群

第三節 多謀寡斷的熊式輝

第四節 多面人物吳鐵城

第五節 「民主先生」吳國楨

第四章 新舊 C.C.系首領

第一節 C.C.系主帥陳果夫

第二節 C.C.系副帥陳立夫

第三節 新 C.C.系主帥朱家騁

第五章 兩大超級“財神”

第一節 國舅宋子文

第二節 連襟孔祥熙

第六章 經濟巨頭

第一節 工業鉅子錢昌照

第二節 經濟主官翁文灝

第三節 「煤油大王」孫越崎

第七章 “八大金剛”與“五虎上將”

第一節 黨軍大管家何應欽

第二節 “福將”劉峙

第三節 「粥桶」顧祝同

第四節 “飛將軍”蔣鼎文

第五節 「和平將軍」張治中

第六節 「嫡系中的雜牌」衛立煌

第七節 「儒將」錢大鈞

第八節 「八大金剛」之尾陳繼承

第八章 嫡系中的“三鼎甲”

第一節 「小委員長」陳誠

第二節 「西北王」胡宗南

第三節 「中原王」湯恩伯

第九章 其他重要軍事幕僚

第一節 「小孟嘗」何成瀨

第二節 “策略專家”楊傑

第三節 「安邊儒將」朱紹良

第四節 悲情大吏陳儀

第五節 侍衛將軍俞濟時

第六節 標準幕僚林蔚

第七節 黃埔名將杜聿明

第十章 力行社台柱

第一節 政訓頭子賀衷寒

第二節 別動隊頭子康澤

第三節 「復興社的戈培爾」鄧文儀

第十一章 特務頭目

第一節 「希姆萊」戴笠

第二節 殺人魔王毛人鳳

第三節 中統元兇徐恩曾

第十二章 三大“文膽”

第一節 「和平老人」邵力子

第二節 朝秦暮楚的周佛海

第三節 「文膽」兼幕僚長陳布雷第十三章 「賢內助」宋美齡

第十四章 霸業繼承人蔣經國

參考徵引書目文獻

在清末至民國時期的各大軍政幕府中，蔣介石幕府存在的時間最長 ，規模最大，如果誇張一點，也可以說是謀士如雲、猛將如林了。 這是蔣介石能夠統治舊中國達 22 年之久的一個重要原因。

那麼，蔣介石是如何挑選幕僚的 ？ 他又是如何駕馭這個人數眾多的幕府並維持它的運作的呢 ？

筆者在下面就此問題進行一些粗淺的討論。

以「三緣」原則遴選幕僚

熊式輝是政學系巨頭，蔣介石的高級謀士，對蔣的了解相當深刻，認為 「蔣一切用人行政不外三緣（地緣、血緣和學緣）」。

董必武 1944 年在《大後方的一般概況》一文中也指出：“蔣和他的幹部有三種關係”，即“親戚關係”“同鄉關係”和“同學或部屬關係”。 a綜合熊式輝、董必武兩家的說法，著者以為，將其概括為血緣、地緣和業緣更全面些。 以下分別敘述：

血緣

蔣介石很注重血緣關係，他特別倚重宋子文家族、孔祥熙家族等外成員。 宋子文是蔣介石的妻兄，在蔣家王朝有國舅之尊，他歷任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中國銀行董事長、行政院副院長、代院長、院長等要職；孔祥熙是蔣介石的 連襟，歷任實業部長、財政部長、中國銀行董事長、中央銀行總裁、中國銀行董事長、四行聯合辦事處副主席，行政院副院長、院長等要職；宋、孔兩人輪流為蔣介石 執掌財政、經濟、金融、行政大權。

此外，蔣介石還任用了不少蔣氏族親及外婆家的親戚。

據《蔣氏故裡述聞》一書記載，他們是：侍衛長蔣孝先、王世和，內務副官蔣孝鎮、蔣富壽，軍法司長王震南，信託局長孫義宣，侍從室組長汪日章，要塞司令孫星環，鐵路局長孫星環，鐵路局長 孫鶴皋，空軍司令毛邦初，軍令廳長毛景彪，督察長毛聖棟等。

宋美齡是蔣介石的第四房夫人，但卻是官方認可的「第一夫人」。 蔣宋不單純是夫妻關係，從公的方面說，宋氏擔任過航空委員會秘書長、「新生活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指導長、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評議員等多種職務，多次陪同 蔣介石或代表蔣介石出國從事外交活動，是國民黨對美外交的主導人物之一。 更重要的是，在蔣介石的家族政治中，宋美齡與孔祥熙、宋藹齡夫婦結為政治同盟，在幕後幹預蔣的決策，具有相當的政治分量。

抗戰時期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長的徐永昌在日記中就宋美齡與孔宋等外戚結成政治同盟幹政一事寫道：「魏伯聰（道明）又談：渠以為年事入老境者，無不受少 妻支配，只是程度輕重而已，蓋以方蔣介石與王寵惠者。按蔣先生之護庇宋孔，不僅不利於國家，且不利於宋孔（不能使其早接受小的懲處以遠引，反使 彼等生心活動地位，彼等之親近更藉以蠢國）。」蔣介石的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在其日記中頗有感慨地寫道：「自古姻戚無不影響政治，委座不能例外，難 矣哉！」由此可見，國民黨上層人物都認為，蔣介石在某種程度上是受宋美齡及其背後的外戚勢力支配的。 有關這方面的具體情況，唐縱在其日記中有很詳細的記載，這裡不贅論。

蔣經國是蔣介石唯一的親生兒子（蔣緯國是戴季陶與日本情人的私生子，從血緣角度講是蔣介石的養子），他們之間也不單純是父子關係。 在蔣介石的部下面前，小蔣對老蔣不稱“父親”而叫“領袖”，這就明確說明他們之間是上下級關係。 中國封建社會歷來是家天下，辛亥革命結束了家天下的封建帝制，在名義上建立了天下為公的共和政體，但家天下的殘餘觀念的影響依然無處不在且十分強烈。 蔣介石大權獨攬，實際上是個未加冕的皇帝，他從一開始就處心積慮地要培養兒子蔣經國接班。 在大陸時，國民黨內部阻力重重；國民黨敗退台灣後，蔣介石借重新洗牌之機加快了培植兒子接班的步伐，並且如願以償。 1975 年蔣介石去世後，蔣經國很快順利接班。

（二）地緣

中國由於地域遼闊，在歷史上形成了以省為核心的強烈的地域觀念，同省的人稱老鄉，顯得特別親切，這就是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地緣觀念。 蔣介石從一開始就特別重視地緣。 一位在海外研究中華民國史的學者在一篇論文中指出：「蔣對其浙江籍追隨者有特別的感情，也信任鄰省江蘇籍的追隨者。他早年同陳其美在一起的經歷也許加強 了這種鄉情。在辛亥革命以後的十年中，他大部分時間在上海度過。他在這一時期的大多數朋友後來成為他所信任的謀士。他們當中有張人傑、陳果夫、陳立夫、 戴季陶、黃郛和張群。他在其支撐派系的追隨者中，同浙江人比較親近。陳氏兄弟、戴笠、胡宗南就是引人注目的例子。”

蔣介石幕府成員中，浙江籍的幕僚人數最多，所處的地位最重要。 張靜江、戴季陶、黃郛、邵力子、蔣伯誠、姚琮、吳思豫、翁文灝、孫越崎、陳其採、週驍彥、陳果夫、陳立夫、陳誠、陳布雷、朱家驍、胡宗南、瑋戴文、湯藞、全雟、飛林 、毛人鳳、徐恩曾、周至柔、俞飛鵬、俞大維、俞濟時、林蔚、潘公展、董顯光、吳嵩慶、毛慶祥、毛邦初、毛瀛初、陳良等都是。 他們中，張靜江、戴季陶、黃郛是蔣介石最倚重的三大軍師，而其他人物則分別為蔣介石掌握黨權、軍權、特務權以及交通、財政金融、軍需、後勤、機要、審計、侍衛 等重要部門，他們是蔣介石幕府中最顯赫和最有實權的人物。

江蘇（清末與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上海在行政區劃上歸江蘇管轄）與浙江毗鄰，這兩個省的經濟文化都很發達，江蘇與浙江歷來聯繫在一起，被稱為江浙山。 基於地緣的因素，蔣介石也很信任江蘇人，在他的幕府中，江蘇籍的幕僚人數雖然沒有浙江多，但也有不少有分量的人物，吳稚暉、鈕永鍵、顧祝同、葉楚傖、錢 昌照、錢大鈞、陳繼承、餘井塘、葉秀峰等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

（三）業緣

業緣的範圍很廣，包括同學、同事、師生、結拜兄弟等多種關係。 在上述關係中，蔣介石最重視的是師生關係和結拜兄弟關係。

蔣是從黃埔軍校練兵起家的，他之所以能夠在政壇屢僕屢起，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有一支絕對聽命於他一人的黃埔系軍隊，這是蔣介石維持其統治的最有力的支柱。 三民主義力行社及其外圍組織——革命軍人同志會、革命青年同志會、中華復興社等，是由一群狂熱擁護蔣介石的黃埔學生組成的，他們中的骨幹分子被稱為「十三太保 」。

楊傑說：“委員長的成功秘訣就是‘作之君、作之師’。所以，至今他還兼任陸大、中央軍校及各軍事學校校長。”

不只全國所有的軍事學校由蔣介石兼任校長，到了抗戰時期，蔣還想兼任所有普通大學的校長。 有一天，蔣邀教育部長陳立夫共進晚餐，對陳說： 「全國軍事學校，均由餘兼校長；全國諸大學亦由餘兼任校長如何？」陳委婉地回答：「與其全國諸 大學由鈞座兼任校長，則不如由鈞座兼任教育BU長，立夫任次長為宜。文學校不若軍事學校之單純，不易管理也！」蔣考慮了一會兒說：「那麼先以兼任中央 大學校長為試，如何？」陳立夫不便再持異議。 但經過幾個月的試驗，蔣介石因沒有精力和時間常到學校視事，才打消了兼任所有高校校長的念頭。

中國歷史上「桃園結義」、「梁山一百單八將」的故事家喻戶曉，深入人心，成為一種具有悠久歷史的傳統。 蔣介石早年在家鄉求學時，就與同學結拜過「十弟兄」。 蔣走上政壇後，比任何人都要熱衷於結拜兄弟。 據學者研究，蔣一生與陳其美、黃郛、張靜江、許崇智、邵元衝、吳忠信、張群、戴季陶、楊虎、李宗仁、馮玉祥、張學良等數十人結拜為異姓兄弟。 蔣之所以熱衷於此道，在其未發跡以前，是為了攀附貴人以便讓把兄提攜自己。 「好風憑藉力，送我上青雲。」蔣發跡後，仍以結拜的方式羈縻他人，為其效忠，或者是利用一時。 因此，蔣介石與其結拜兄弟的結局也各不同：對長官許崇智，蔣是忘恩負義，逼宮奪權，然後將其打入“冷宮”；對馮玉祥、李宗仁、張學良等實力派首領，蔣是利用於一時， 其結局往往是反目成仇，乃至兵戎相見。 而陳其美、張靜江、戴季陶、黃郛、張群、邵元沖、吳忠信等則是蔣的提攜者或死心塌地的追隨者。

對於蔣介石熱衷於以結拜兄弟的封建落後方式籠絡他人，陳銘樞曾當面對他提出過嚴肅的批評。 當蔣循例提議與陳銘樞結拜兄弟時，陳當面對蔣說： 「桃園結義是封建社會的產物，今天用它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總司令！你現在是國家元首（國府主席），又 是軍隊的最高統帥（陸海空軍總司令），只要你能開誠心、佈公道，政策方針昭示得正確，自然四海歸心，一切忠義才智之士都會不待招而自至。倘若不然，單憑極 少數人的恩情結合，將示人心不廣，反杜塞了賢路。因為現在是民主時代，人人都在看你的所作所為來決定對你的向背！」當然，像陳銘樞這樣不講情面 當面提出批評的人畢竟是個例，其他的人即使不願高攀，也只是透過第三者出面委婉地加以拒絕。

當然，三緣之內的人物仍有親疏之分。 軍統著名特務頭目毛森就說：「在黨國要人中，我親耳聽到稱蔣公為父兄，自稱為子弟者，僅戴雨農（戴笠）、陳誠和湯恩伯三人。（戴有時稱蔣公 為家長，對外人多稱蔣先生。）”

戴笠、陳誠和湯恩伯與蔣介石都是浙江同鄉，他們之間的關係最親切，蔣介石也最信任他們。 蔣介石的黃埔系大將宋希濂也看出了這一點。 他說：“蔣介石用人的標準第一是親戚，第二是同鄉，第三是學生。而他真正給以軍權的，主要還是親戚和同鄉。”

就以宋希濂本人來說，宋希濂與胡宗南都是黃埔一期學生，論統兵作戰的能力，在國民黨軍界公認宋比胡要強一些，但就因為宋是湖南人，而胡是浙江人， 無疑蔣介石更信任胡宗南，胡所統率的軍隊數量遠遠超過宋，這只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蔣介石先後賦予陳誠、胡宗南、湯恩伯三個浙江同鄉以特殊的軍權，讓其自成龐大的系統，控制了國民黨中央軍大部分的軍權。 陳、胡、湯三人因此被稱為蔣介石嫡系中的「三鼎甲」。 蔣介石的這種特殊安排，在非浙江籍的黃埔系軍官們看來是絕對的不公平。 不平則鳴 ！ 1944 年，黃埔一期出身的集團軍總司令關麟徵（陝西人）大鬧昆明，氣得陳誠胃出血的事件就是對這種不公平的公開反抗。

1945 年 4 月，有兩個黃埔軍校畢業的同學在重慶分析黃埔軍校同學將來的發展趨勢時，他們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將來的軍事實力，會落在浙江人 手中。”

其實，蔣介石未必不清楚統兵作戰並非浙江人最擅長的領域。 但他執意如此安排，必然有其不得已的苦衷，那就是在他看來，只有重用同鄉，才能確保對軍隊的絕對控制。

總之，透過“三緣”，蔣介石幕府內形成了以親屬關係、裙帶關係、派系關係、同鄉關係、結義關係等為結構的權力分配系統。

當然，在「三緣」之外，蔣介石也先後延攬了一批重要幕僚。 如何成湖睿、賀國光、賀耀組、吳鐵城、徐永昌、王世傑、吳國楨等。 此外，蔣也延攬了蔣廷黻、何廉等一批類似「客卿」的人物為其效勞。 他們看起來地位很顯要，但不是心腹人物，多數是扮演跑龍套的角色。

何廉是南開大學著名經濟學家，20 世紀 30 年代被蔣介石延攬加入南京政府，並擔任行政院政務處長、農本局局長等職務。 何廉在回憶錄中認為，他和翁文灝等人「雖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職，比起『圈內集團』來，畢竟還是外人。我們並非政府的里層人物，也非黨的成員， 我們不過是政府裡的『裝飾品』」。

總之，蔣介石透過上述各種途徑，籠絡了大批各式各樣的人才。 何廉在回憶錄中說：「最後，我開始認識到，他認識人，也懂得用人，但是他不懂得製度和使用制度。我和他談問題時，一談到許多事情該制度化的時候， 他的注意力就會轉移到別處。我對他有這樣的感覺，從根本上說，他不是個現代的人，基本上屬於傳統思想影響下的人。他辦起事來，首先是靠人 和個人接觸以及關係等，而不是靠制度。”

整體來看，蔣介石幕府，可以說是謀士如雲，武將如林，其規模和人才質量，均遠遠超過了清末和民國時期各大軍政幕府。 蔣介石幕府裡，文臣或長於謀略，或精於理財，或擅長組織，或文雄一世，或善於遊說四方；武將則能徵慣戰，文韜武略，也都是一時之選，極一時之盛 。 這是蔣介石能夠擊敗對手，統治中國 20 多年的原因之一。

二、以權謀術駕馭眾

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中，有一門極度發達又成熟的學問，那就是帝王術。 帝王術是一門研究如何揚君王之威，求駕馭下之策的學問。 這門學問的集大成者是戰國時代的韓非，他創立了以法、術、勢為中心的法家體系，特別強調君王必須講道理下之術，「使天下不得不為己親，天下不得 不為己聽」。 歷代帝王及著名政治家無不以韓非子為師，蔣介石也不例外，他的一生之所以能夠戰勝無數的政治軍事對手，主要依靠其高超的政治權謀手段。

長期追隨蔣介石的吳國楨指出，蔣一生最愛讀、讀得最多的兩本書是

《孫子兵法》和《戰國策》。 他從《孫子兵法》學習軍事謀略；從《戰國策》中揣摩縱橫捭閔的權術。 蔣表面上以王明陽、曾國藩的理學標榜，但實際上，對中國古代權術以及帝王術的揣摩已達到了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境界。

李宗仁說：“蔣先生統兵、治政的本領均極端低能，但其使權謀、用詐術則天下第一。”

張發奎評價蔣介石說：「他熟諳機巧權術，他知道怎樣去欺騙、威脅、分化他的政治對手，善於運用『銀彈攻勢』。我知道在許多例子中，他運用這一戰術誘導敵人向他投靠 。例如，唐生智、俞作柏被蔣先生策反，轉頭對抗桂系，又如馮玉祥、唐生智的部屬被他賄買倒戈，還有餘漢謀轉而反對陳濟棠，等等。縱橫捭閔是蔣先生取勝的重要原因 。……自私是人性的一部分，但我們中國人比外國人更自私。袁世凱固然也依賴權術與金錢，但他的政治權謀不如蔣先生這樣成功。我相信，自民國肇建以來，蔣先生是 運用政治權謀的第一名。他希望別人對他誠實，但他自己不誠實。”

陳銘樞曾上書指出蔣介石的六項缺點：「（1）全憑主觀；（2）對部下製造矛盾，利用矛盾，干涉權責，破壞牽制；（3）以權謀術數出眾，所用者類屬 權謀術數之流，以之對內爭尚可收效，以之用於現代國家對外鬥爭則全屬外行；（4）臨時應付，全無國策；（5）偏聽不確實及偽造的報告； （6）無中心的集議。”

吳國楨、李宗仁、張發奎、陳銘樞與蔣介石都有數十年的交往，他們的評價雖然難免有偏激之處，但總體來看應非無中生有。 事實上，早在 1926 年3 月 26 日，蔣就在日記中寫下了座右銘式的格言：“政治生活全是權謀，至於道義則不可復問矣。”

蔣介石的駕馭下權術層出不窮，最主要的有以下幾種：

（一）以派制派分而治之

蔣介石的嫡系分成黃埔系、C． C． 系和政學系三大系，到了 20 世紀三四十年代以後，又有了太子係等派系。 在黃埔系內部，又有陳誠的「土木系」、何應欽系、胡宗南係等。 這些派係都以擁蔣為出發點，但在擁蔣的前提下，各派系之間爭權奪利，相互傾軋，矛盾十分尖銳，常常勢同水火，甚至相互陷害、仇殺。 蔣介石則高高站在他們之上，操縱駕馭他們。 為此，唐縱在日記中曾感嘆：“黨內派係對立，門戶森嚴。”

對於蔣介石以派制派的權術，許多人看得一清二楚，並且有深刻的分析。

陳立夫說：「蔣公不嗜殺人，而好使部下力量對立（如黨與團，政校與幹

校等），雖雙方均對蔣公擁護，終致力量抵消，效率低落，非良策也。 」

康澤說：“蔣好用權術，製造矛盾，掌握矛盾，使部下各樹一幟，互相牽制。今天的分崩離析一半也是他自己造成的。”

何廉說：「委員長老是準備讓他隨便哪個下屬成群結隊，只是要由他來當頭頭，而事實上，他是每個派系的最高領袖。每當有一個派系組建時，事先都 得報告他，並經他同意。他隨時注意著派系的進程，知道他們正在做些什麼。他也知道派系之間的角逐，但是只要在他面前保持一致，他就高興，這是他所希望的 。在理解委員長的品格和心理上，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在心底裡，委員長有一種操縱駕馭的嗜好，他要在矛盾中顯示他的至高無上。他允許甚至鼓勵搞派系活動，因為 只要派系繼續活動，只有他才能使不同的派系捏合在一起。這並不是說他不是真正要消除國民黨與三青團之間的摩擦，可是他做不到。當然表面上，他能將上層 三青團的頭頭和國民黨的掌權者叫在一起訓他們一通。在場的每一個人都能唯命是聽，但這兩個派系的下級在當地依然爭鬥不誤。玩火者，火鬧大 了，是控制不了的。”

美國將軍史迪威在1944 年9 月22 日給美國參謀長總長的報告中指出：國民黨「已淪為一群互相傾軋的落伍派系，一種不穩定的平衡局勢，既無強有力的原則，也無 民眾的基礎。蔣用巧妙的政治手腕，操縱這些派別而統治」。

因此之故，蔣介石的高級參謀郭汝瑰後來總結說：“蔣介石一輩子玩弄權術，他暫時成功在這上面，最後失敗也在這上面。”

（二）因人而異區別對待

蔣介石幕府中，三教九流，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蔣依不同的對象，區別對待。

對於追逐名利之徒，蔣則盡可能地給他們以高官厚祿。 財政部、軍需署、後勤部、審計署都由蔣介石的親信和私人控制，國庫猶如蔣的私人錢包。 蔣不只用金錢、官位、美色收買分化敵對陣營的對手，也用這些手段籠絡自己的親信。 蔣介石早期的親信幕僚錢昌照說，蔣介石習慣於每到年終，給左右親信的人都送一筆錢，以示籠絡。 在唐縱的日記中，也有數處提到蔣介石給親信幕僚送金錢。

對於少數品德操守良好且有救國救民抱負的參政的知識分子，蔣知道不能單純地用金錢籠絡，則放手讓他們發揮才幹，不加干涉。 如對錢昌照、翁文灝等人，錢昌照留學英國，懷抱「工業救國」的強烈願望。 回國後，由連襟黃郛推薦給蔣介石，成為蔣的親信。 錢昌照在教育部辦理移交時，蔣問錢：「聽說你在教育部省了一筆錢，有多少？」錢答：「21 萬元。」蔣立即說：「這筆錢你自由使用 ，不必移交。」錢馬上回答：「不行。公家的錢，我不能自由使用，這是攸關人格的問題。」c 蔣了解錢的脾臟後，再也不向錢昌照送錢。 錢昌照與翁文灝後來主持國防設計委員會、資源委員會、經濟部。 有一次，錢昌照以資源委員會負責人的身份向蔣介石匯報，蔣聽了很滿意，對錢說：「把這事交給你啦。」自此以後，錢昌照用蔣的名義發號施令做了不 少事情，有時連相當重要的事也不需匯報，有一次翁文灝頗有顧慮地對錢昌照說：「不好吧！」錢很有把握地說：「可以放手做，委員長不會反對。 」

對於陳布雷那樣愚忠的少數舊式知識分子，蔣則以尊重其人格相待，使之有知遇之恩。 儘管陳布雷比蔣介石小好幾歲，但蔣對陳口口聲聲稱「布雷先生」而不稱其名，相見之時，蔣總是頷首傾聽、態度專注。 蔣介石這種 「禮賢下士」的作態，使陳布雷感激涕零。 1936 年1 月11 日陳布雷在日記中寫道：「接蔣先生復電，囑安心靜養，不必急急入京，假期即再延期十天亦可。誦電，感激無量。此次因病 請假，京中猜測紛紛，有謂因不滿意於政治組織而稱病者；有謂因人事關係而拂袖以行者；甚至謂對某種職務未獲任命而失望者。大抵皆誤認餘為有' 政治抱負'（即做官舉趣之謂），或政治慾望之一人，而鮮有同情於餘之病苦者。獨蔣先生始終諒解，寬其督責，多方安慰，語有云：人之相知 ，貴相知心，蔣先生之知人，每能洞見其肺腑，斯非常人所可企及也。」陳布雷五十歲壽辰，蔣親書「寧靜致遠，淡泊明志」贈陳，「略表向慕之意 」。 顯然是自視為劉備，而以諸葛亮比陳。 為此，陳布雷在1939 年12 月26 日的日記中寫道：「餘五十初度…是日蔣公手書'寧靜至遠，淡泊明志'，八字以為贈，勗勉期許之意溢於言表， 真不知何以報其惠也。 」蔣的一套籠絡手腕，使陳布雷始終有「士為知己者死」的信條，直至在大廈將傾之時，自殺以殉蔣。

對於戴笠之類無惡不作、聲名狼藉的特務頭目，蔣出於需要而予以重用，但在內心中卻從不把他們當人看。 拿戴笠來說，戴掌握軍統這個龐大的特務組織，手握生殺大權，權傾朝野，讓人談虎色變。 但蔣對戴無絲毫尊重，平時可以隨意責罵、罰跪甚至抽耳光。 蔣規定，特務人員的職權範圍，就是做他的耳目和工具，“除服從領袖命令外，沒有你們個人意志的自由”，“你們特務工作就是領袖的耳目，換句話說，就是領袖所用的 革命工具。做工具的人，只有死心塌地地絕對服從主官的命令，隨時準備犧牲自己的一切，主官要你們死就死，要你們活就活，絲毫沒有你們抉擇的餘地」。

為了讓蔣介石放心，戴笠常自我表白說：「在領袖沒有命令叫我不做以前，只要一息尚存，我還是要始終如一，貫徹到底，生死成敗，在所不計，一切的一切，但求對得起領袖。 」還說：「如果領袖叫我去死，我心裡有一句怨言，我對不起我生身父母。」還說：「如果父親做賊、母親偷人，領袖問我，我隱諱一個字，我便不是 我爺爺所生的。”

但蔣介石並沒有因為戴笠的告白而放心睡大覺。 為了防範戴笠，蔣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安排不同的職能部門對戴笠予以牽制和監視，以防其尾大不掉。 對此，戴笠本人也有所覺察，他曾對人說：“這個工作做得好，頭一定給敵人殺掉，做不好當然要給領袖殺掉。”

第一章 兩位“良師”

以國民黨元老資格輔佐蔣介石，在南京國民政府建立過程中起過關鍵作用，且被蔣介石尊為「良師」的，有張靜江、吳稚暉、蔡元培、李石曾等人，他們被稱為國民黨的「四 X」。 其中張靜江、吳稚暉更是不遺餘力地維護和幫助蔣介石，發揮的作用更大。

第一節  蔣家王朝第一號軍師張靜江

在蔣介石崛起及其建立南京國民政府的過程中，張靜江發揮獨特的作用，蔣介石尊其為「良師」。

一、以金錢資助孫中山，贏得「革命聖人」稱號

張 靜 江（1877—1950）， 譜名增澄，後改名人傑，字靜江，晚年又號臥禪。 1877 年 9 月 19 日（清朝光緒三年八月十三日）生於浙江省湖州府吳興縣（今湖州市）南潯鎮。 先世以經營絲、鹽起家，逐步累積了巨額財富。 到清末，南潯鎮有所謂「四象、八駱駝、七十二隻肥豬玀」的鄉諺。 其中劉、張、龐、顧四大巨富號稱南潯「四象」或「四大金剛」。 張靜江的父親張定甫，生子七人，張靜江居第二，人稱老二先生。 張靜江出身豪富家庭，從小養尊處優，張家雖為他延師教讀詩書，但張靜江對攻讀聖賢之書興趣不大，他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騎馬，常常在南潯鎮小街狹巷 中縱馬疾馳，以致科舉功名一無所有。 張靜江 19 歲時突發骨痛症和眼疾。 骨痛症使他一條腿殘廢無法正常行走，眼疾又使他視力嚴重下降。 與張靜江有數十年交往的國民黨元老李石曾在《談臥禪》一文中說：「我初識臥禪，他不過24 歲，已是'眇能視，跛能履'，雖還不是臥 禪後幾年抬在椅上的形態，但已是初步。……他的眼鏡和皮鞋均與普通人不同！別人偶然可以藉朋友的眼鏡和鞋，他則不能！他的目與足均與普通人不同！別人偶然可以藉朋友的眼鏡和鞋，他則不能！他的目與足均與 常人迥異：普通人的眼鏡玻璃不過像是一張平面紙作微凸之狀而已；在臥禪則不然，其鏡之玻璃不但特別厚而且均勻，故別人絕不能藉用；其鞋之特殊，則 類似以前女子纏小腳時所用之裹高低，即足與鞋底之間置一木塊，名曰：裹高低；臥禪之鞋與此有略似處，因足為風濕病變其骨型所致然 ，所以他走起路來很不方便！”

足疾和眼疾折磨了張靜江一輩子，但他個性頑強，不因身體殘廢而消沉。 他轉而研究書法和繪畫，並在古董鑑別方面下了一番苦功夫，這為他日後經營這方面的國際貿易打下了良好基礎。

張靜江 20 歲時，由父親做主與蘇州道員之女姚蕙訂婚。 姚家雖慕張家富有，但總嫌張靜江無功名而美中不足，在姚家的示意下，張父以 10 萬兩白銀的巨款為張靜江捐了個江蘇侯補道的官銜。 1902 年，杭州人孫寶琦出任駐法公使時，張靜江就憑候補道的官銜隨赴巴黎，在駐法使館任隨員。 使館並無張靜江的工作，張靜江認真考察了中國貨物在巴黎的銷售狀況後，於1907 年回國，從其父親手中取得30 萬元巨款，前往巴黎開辦獨資經營的通運公司，專賣 中國古董古瓷，兼銷絲茶綢緞，並且很快將業務擴展到英國倫敦和美國紐約，生意做得有聲有色，獲利甚多。

張靜江不僅是長袖善舞的富商，對政治也非常熱衷。 從中日甲午戰爭失敗之後，張靜江就對腐敗無能的清王朝十分不滿；又受到當時法國盛行的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很快就成為一名激進的反清革命的倡導者，他以中國 無政府主義的「宣講師」自居，經常在旅歐華人中發表反對清政府的言論。 1905 年底，張靜江與孫中山在赴法國的船上邂逅相識。 羅家倫主編的《國父年譜》是這樣描述的：「時人傑乘輪赴法，聞先生（指孫中山）同舟，遂趨謁，自道姓名，謂先生曰：『君非實行革命之孫君乎， 聞名久矣。餘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國。近數年在法經商，獲資數萬，甚欲為君之助，君如有需，請隨時電知，餘當悉力以應。' 先生乃與之互約通電暗號，約定ABCDE之次序：A為一萬元，B為兩萬元，C為三萬元，D為四萬元， E為五萬元。後先生從事革命每遇 困難，輒得其巨資相助。」面對這位素昧平生、初次見面即許下重大諾言的富商，孫中山開始時是半信半疑，但仍覺得是遇到了一位「奇人」。

1906年12月，張靜江與吳稚暉、李石曾等在巴黎成立世界社，隔年1月，又創辦了《新世紀》周刊，由張靜江負責經費，吳稚暉負責編輯，李石曾、蔡元培、襤褸等協助撰 稿，介紹薄魯東、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等人的無政府主義學說，猛烈抨擊清王朝的封建專制統治，號召進行社會革命，與日本東京的《民報》相呼應，使反清 革命的影響日益擴大。 1906 年張靜江返國途中在新加坡加入同盟會，成為孫中山領導的反清革命隊伍中的有力一員。 隔年6月張靜江在香港養病時，同盟會香港分會負責人胡漢民、馮自由請他補行入會手續。 當他看到同盟會盟書中有「當天發誓」的字樣，便對胡、馮二人說：「餘為無政府黨，不信有天，如許餘不用'當天'二字，當可如命。 「胡漢民和馮自由對這位富商破例應允了。 於是，張靜江便以自己的方式履行了入會手續，成為同盟會的正式會員。

1907 年，同盟會總部經費枯竭，籌款無著，困難萬分。 胡漢民向孫中山建議向張靜江求援，孫中山雖然心中沒有底，仍按照與張靜江的約定發了電報，電文僅一個「A」字，數日後果然有一萬元從巴黎匯來。 後來費用不夠，孫中山就對胡漢民說：「他是個很爽直的人，我們就打一個 E 字去吧。」胡漢民照辦，果然就有5萬元匯了過來。 孫中山得到款後，大喜過望，立即讓胡漢民寫一長函致謝，並報告款項用途並說明今後之計劃。 a 張靜江複函孫中山說：「餘深信君必實行革命，故願盡力助君成此大業，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實無報告事實之必要，若因報告事實而為敵人所知， 殊於事實進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進，即勝於長信多多。」張靜江以捐輸資財贊助革命的獨特方式對反清革命做出了特殊貢獻。 對於張靜江的這種仗義疏財之舉，孫中山曾經給予了高度評價：「自同盟會成立後，始有向外籌資之舉；當時出資最勇而多者，張靜江也，傾其巴黎之店，所得 六、七萬元，盡以助餉。」國民黨元老於右任也稱讚張靜江「開國有功」。 孫中山並稱之為“革命聖人”，並親題“丹心俠骨”四字相贈。 在湖州南潯鎮張靜江故居正堂的柱子上，遊客還可看到孫中山親自題寫的一副對聯：“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四十州。”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後，張靜江正在上海。 他大力支持陳其美、於右任等人在蘇浙滬起義回應。 張靜江在上海的寓所，成為革命黨人的秘密交通站，催促孫中山回國的電報就是從這裡發出的。

二、結識蔣介石並結拜為金蘭兄弟

就在這時期，張靜江認識了在陳其美手下奔走的蔣介石。 據說，張靜江開始對這個年輕人印象並不好，認為他浮躁。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提請張靜江出任臨時政府財政部長，但張靜江卻堅辭不就，他約集兄弟數人，加股通運公司，準備 擴大貿易。 當時，南北尚未統一，張靜江與褚民誼等人捐獻 10 萬兩充作軍餉。 這對當時財政極為拮据的臨時政府來說，無疑是一筆不小的資助。

1913 年 3 月 20 日，國民黨代理事長宋教仁被袁世凱派遣的兇手刺殺

於上海火車站，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陳其美就任上海討袁軍總司令，率軍進攻北洋軍佔據的江南製造局，張靜江親赴前線激舞士氣，並在經濟上予以大力支持。 上海討袁失敗後，張靜江又與蔣介石潛赴南京，參與南京的討袁鬥爭，但江甦的討袁鬥爭也已接近失敗，張、蔣已無能為力，次日便返回上海。

「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懸賞通緝革命黨的高級幹部。 張靜江利用自己的社會地位和關係，想辦法掩護革命黨人，資助他們中的一些人離開上海，亡命國外。 當時，陳其美和蔣介石仍留在上海，企圖再次舉事。

10 月 1 日，陳其美奉孫中山的電召，離開上海赴日本，參與創建中華革命黨，蔣介石則留任在上海。 當得知孫中山、陳其美在日本建立中華革命黨的消息時，張靜江立即響應，在國內依規定履行入黨手續。 1913 年 10月29日，蔣介石由張靜江做監誓人，在上海填寫了入黨誓約，成為最早加入中華革命黨的黨員之一，他的入黨誓約是102號。 蔣介石在陳其美赴日前，受命負責上海方面的工作。

12 月間，蔣介石赴日本。 不久，蔣介石經陳其美的介紹，晉見了孫中山，1914 年年初夏，蔣介石奉孫中山之命，從日本回到上海，準備再次在上海發動討袁的軍事行動。 蔣介石訂定了一個奪取上海的作戰計劃，準備分三路起事。 但蔣介石等人的活動才剛展開，就被上海鎮守使鄭汝成偵悉。 5 月 30 日夜間，閘北巡警出動，破獲了蔣介石等人的秘密指揮所，搜去槍械和文件等，有4名革命黨人遇害。 蔣介石逃到張靜江的寓所，也被軍警跟踪，差一點落網。 不久，袁世凱將蔣介石作為主犯加以通緝，蔣只好於6月間亡命日本。

蔣介石離開上海後，張靜江也離開滬去了巴黎。 1914年7月8日，孫中山在陳其美、居正、許崇智、胡漢民等人的大力支持下，在日本東京正式成立了一個帶有強烈宗派情緒和關門主義性質的「中華革命黨」。 孫中山提名張靜江為中華革命黨財政部長。 但此時，張靜江似乎很消極。 他只允“擺擺名字”，聲稱“一切公事，我都不管”。 因此，直到 1915 年 2 月，中華革命黨才正式成立財政部。

蔣介石赴日後，繼續追隨陳其美從事反袁活動。 1916 年 5 月 18 日，陳其美在上海派遣袁世凱的兇手暗殺。 陳其美的遇難，使張靜江和蔣介石失去了共同的朋友，對於蔣介石來說，更是失去了至關重要的政治上的保護人。 蔣介石在為盟兄陳其美料理完後事，尋找新的政治靠山時，把目光投向了張靜江。 張靜江的財富、與江浙資產階級的關係以及張靜江與孫中山的特殊關係對蔣介石都有著巨大的吸引力。 於是，蔣介石開始有意接近張靜江；而張靜江對蔣介石這個同鄉後生慢慢改變了看法。 認為這個年輕人能文能武，是個有用的人才，於是也有了結納之意，並且多方面給予支持和鼓勵。

1916 年，在張靜江的說合下，張靜江、蔣介石與時任中華革命黨軍務部長的許崇智焚香換帖，三人結拜為盟兄弟。 張靜江為大哥、許崇智為二哥，蔣介石為三弟。 從此，張靜江便以盟兄的身份提攜蔣介石。

上海是舊中國最大最繁華的都市，既是全國經濟、貿易中心，也是聲色犬馬、光怪陸離的城市，號稱十里洋場。 許多人一進入這個花花世界，便身陷其中而不能自拔。 無論是陳其美，或是張靜江、蔣介石，都是情場高手。 蔣介石不僅迷戀上海燈紅酒綠的生活，而且喜新厭舊，一連娶了兩房小妾。 蔣介石是個亡命徒，金錢有限，張靜江多方予以資助。 據說在南京市檔案館中，尚保存有蔣介石寫給張靜江的借條，厚約一寸多。 還有材料說，張靜江先後借給蔣介石的錢達10 萬元之多，蔣介石還不起，就要他的第三夫人陳潔如拜張靜江為乾爹，這樣一來，這10萬元就當成 了張靜江的見面禮。

1917 年 12 月孫中山成立援閩粵軍，以陳炯明為總司令，鄧銥為參謀長兼第一師長，許崇智為支隊司令。 不久，又命令蔣介石為作戰科主任。 1918年 9月，蔣介石升任第二支隊司令。 蔣介石在粵軍任職期間，由於陳炯明及其親信把粵軍視為自己的禁臠，對蔣介石這樣的外省人有意排擠；加之蔣介石性情驕躁，與人格格不入，因此多次負氣離職。 或是滯留上海、寧波、奉化，或是鬧著要出國留學，遊山玩水，徘徊觀望。 從1920年至1921年的兩年中，在粵軍和上海、寧波、奉化老家間，曾七上八下，大部分時間是在上海和浙江老家度過的，真正在粵軍所停留的時間 ，加起來不過3個月，每次都待不上幾天就拂袖而去，有時「只不過是短暫地打個照面罷了」。 而對這個動輒撂挑子的年輕將領，張靜江和孫中山、戴季陶等時常對他進行指教規勸。 蔣介石承認：「靜江待友，其善處在不出微言，使聞者自愧。」視為僅次於孫中山的良師。

1920年2月1日，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成立，寧波幫大亨虞洽卿為臨時主席，張靜江當選為候補理事。 開始，蔣介石與陳果夫等合組“茂新號”，由陳果夫做經理，朱守梅做協理。 同年年底，「茂新號」改組，張靜江、戴季陶等參加進來，17 位投資人共同組織了一個經紀人牌號——“恆泰號”，向上海證券交易所繳納了 35000 元保證金。 這 35,000 元分成 35 股， 1000元一股，其中，張靜江5股，張靜江的侄子張秉三4股，哥哥張弁群1 股，張望徵 3 股。 此外，還有蔣介石 4 股，戴季陶 2 股。 蔣介石的股金4000 元也是張靜江替他代繳的。 蔣介石對此感激涕零。 1921 年1 月10日，蔣介石在給張靜江的信中說：「七日教言，領悉一是，代認恆泰股份，甚感，請為簽字。關於弟以後之處世行事，請兄 隨時指教，以冀有成。弟自知尚有賢賢憤世嫉俗一日之長，唯養氣功淺，加之自少欠缺居敬工夫，持之不能恆久，故隨俗變遷之病，仍不能免， 每用自戒，而終未能痛改為恨。季陶為我益友，而公則為我良師也。唯自苦天資頑鈍，素性暴躁，對於愛我諸公，恆未能奉若神明 ，而時出侮辱之言行，既傷感情，復灰友心，非有一二篤愛友好，嚴厲督責，因事規正，終恐隕越貽羞。因之每發岩居穴處甘 與豕鹿為情侶草木同腐之嘆，滄白性懶，無足深責。季陶愛我而不知我之短處，且感情用事，責人太苛。日前廣州之行，竟棄弟而不與 攜手，又只知罵人偷安，而不卹人之困難。吾公患病，行動不便，又不能常親聆教，此弟所以孤陋益甚，日月無長進也。此次赴粵，實迫 於孫先生之命，明知其地非我所能久居，其事非吾黨所能挽救，而必欲強之使從，是亦至不幸之事，悔內疚在念，敢為傾腹一談 。孫先生七日來電，命我速行。弟意：一、以動員之日起程；二、須季陶同行；三、請速匯（週）淡遊、（邵）元沖之款；四 、以個人私交，隨從督戰，勿居名義。祈吾公代復一電，措辭易圓，不致有傷感情耳。」由於有利可圖，1921 年，蔣介石張靜江、戴季陶等又投資組織了「 利源號”，總資本3 萬元，每股1,000 元，分30 股，張靜江1 股，戴季1 股，蔣介石3 股。 一開始獲利頗多，但因為張靜江投機心理太重，大量 “套利”，結果大敗虧輸，經理人周駿彥虧空 20 萬元，兩次跳黃浦江自殺未遂。

交易所投機生意失敗，對財大氣壯粗的張靜江影響不是很大，但對蔣介石是致命打擊。 以至於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在上海學校的15 元衣服費也交不出，不得不寫信向張靜江求援：「貧富生死，率有定數，得此不足為富，無此不足為貧，況 預備死者未必死，但求生者未必生，亦不必競於此金錢，以貽平生之羞也。唯債留後人，於心不安；教育無費，終難辭責。此所忝在愛下 ，故敢不避公私，剖腹一談。”

1921 年6 月14 日，蔣介石的母親在溪口老家病故，蔣介石在辦理母喪時，桂系陸榮廷發動了粵桂戰爭，孫中山決定討伐桂系，兵分三路，向廣西進軍，很快佔領 了梧州、潯州等廣西重鎮。 為了徹底消滅桂系軍閥，孫中山、楊庶堪、邵元沖等自6月下旬開始就不斷致電蔣介石，要他葬母後立即 “墨綺從戎”。 但蔣介石以母親過世不久，要為之守孝為名，不肯離家。 孫中山寫了一封親筆信，命張靜江直接交給蔣介石。 張靜江臂纏黑紗趕往奉化，表示願意替蔣守孝，促進其赴任。 情理難卻，蔣介石才得跟著張靜江上了路。 1922 年 6 月 16 日，陳炯明發動叛變，企圖加害孫中山。 孫中山在衛士的拼死保護下脫險，登上了永豐艦，隨後電令北伐軍回師平叛，一面致電蔣介石告以：「事緊急，盼速來。」蔣介石總算還講義氣，得報後 ，決定立即赴難，並致書張靜江，以後事及兩個兒子相託，以示「決心赴難，雖死不辭」。 蔣介石於6月25日離開上海南下，29日抵達廣州，然後潛行穿越叛軍的封鎖線，登上永豐艦。 對於蔣介石的到來，孫中山十分高興，當即授以海上指揮全權，直到 8月 9日離開廣州，經香港回上海，前後正好 1個月。 蔣介石赴難勤王，大大提高了蔣介石在孫中山心目中的地位。 1923 年，孫中山決定以俄為師，改組中國國民黨，建立軍官學校，組織訓練一支完全受國民黨領導的革命軍隊。

8月，孫中山決定派蔣介石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蘇聯考察。 蔣介石、張太雷、沈定一和王登雲4人組成的代表團於1923年8月16日從上海乘船出發，至 12 月 15 日回到上海。 蔣介石回到上海後，不去廣州向孫中山復命，卻跑回溪口老家去了。 孫中山、廖仲愷、胡漢民等催他到廣州復命，蔣介石卻置之不理。 12月27日，張靜江寫信給蔣介石，勸他早日到廣州復命。 張靜江在信中說：「介石吾弟如見：滄白來電，屬轉促速去。昨晤果夫，雲吾弟之行期尚未定，奈何。以兄私意，似不宜再緩，並 候近佳。兄人傑頓。”

經過張靜江一再勸說，蔣介石才於1月16日趕到廣州，向孫中山報告其考察蘇聯的情況。

1924 年 1 月 20 日至 30 日，改組後的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會上，張靜江被孫中山提名為“中央執行委員會” 委員，並列入大會主席團，列席會議的蔣介石當選為軍事委員會委員，沒有進入“中央領導機構”，蔣介石多少有些失望。 但孫中山很快又任命蔣介石擔任了黃埔軍校校長，這又是蔣介石的一大勝利。 蔣介石透過黃埔軍校訓練出了一支以忠於他個人為中心的黃埔系軍隊，成為他發跡的資本。

三、投入蔣介石幕府充當首席軍師

1925 年 3 月 12 日，孫中山病逝於北京。 一代革命領袖茫然長逝。 自1913 年「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總結革命失敗的原因，將權力集於一身，逐步樹立了個人在國民黨內的絕對權威。 孫中山的驟然去世，使國民黨內部出現了權力真空！ 那麼，由誰來填補這個真空，繼任孫中山的地位呢？

在長期的抗爭過程中，孫中山有過幾批助手，如辛亥革命時代的黃興、宋教仁、劉揆一、陳其美、朱執信、胡漢民、汪精衛、廖仲愷、許崇智等，他們資歷深、 地位高。 與他們相比，蔣介石是個後起之輩。 在陳炯明叛變後，蔣介石雖然有過與孫中山共患難的經歷，之後得到孫中山的格外信任和提拔，國民黨一大後，陸續擔任了軍事委員會委員、黃埔軍校校長，並兼粵軍參謀長、長洲 要塞司令等職，但也只是粵軍總司令許崇智的一個副手，在國民黨內連個中央候補執委都不是，根本不能與胡、汪等相提並論。 當時，最有資格繼承孫中山領袖地位的胡漢民和汪精衛，雖然為取得繼承人資格在暗鬥較勁，但誰也不敢公開自封為孫中山的繼承人。 但身為小字輩的蔣介石卻萌發了爭當國民黨領袖的政治野心。 他以孫中山唯一的繼承者自居，常說：「一個黨裡，不能有兩個領袖」；「我是總理唯一的信徒」。 從此以後，國民黨的歷史就是圍繞著汪精衛、胡漢民和蔣介石三人爭奪領袖而展開的。 在這場縱橫捭閔，長達十多年的血腥角逐中，蔣介石的權術最高超，他玩弄以敵制敵的戰術，首先聯汪制胡，反過來又聯胡制汪，最終將胡、汪一 一擊敗。

胡、汪、蔣角逐的第一個回合，就是汪精衛與蔣介石合作，扳倒胡漢民和許崇智。 在1926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蔣介石有不同凡響的表演。 張國燾回憶：

蔣介石將軍是第一次參加這種盛會的，頗有自命不凡之態。 一月一日新

在年的群眾大會上，他穿著引人注目的斗篷大衣，在主席台上接受歡呼；軍事領袖的姿態表現得淋漓盡致，使汪精衛等為之失色。 他在黃埔所舉行的招待全體代表的茶會上，也顯示出他自成一格的氣派。 他在大會上所發表的軍事報告，指出國民革命軍已近十萬人，強調一年來軍事上所獲得的成就。 他被選為中央常務委員和軍事委員會的主席，並確定了他在軍事上的領導地位。 在一般代表心目中，他與汪精衛是兩個重心；前者是軍事的，後者是政治的。 有些人已經覺得汪蔣之間能否合作無間是有疑問的。

國民黨二大上，蔣介石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9名常務委員之一。 2月1日又擔任了國民革命軍總監，統轄各軍。 至此，蔣介石與汪精衛成為一武一文的兩大巨頭。 在國民黨二大上，張靜江被改選為中央監察委員。 張靜江為了改善蔣介石與汪精衛之間的緊張關係，曾以其與汪、蔣的深厚交情居間調和。 1926 年 1 月 26 日，張靜江親自邀請汪精衛陳璧君夫婦及蔣介石陳潔如夫婦同遊黃埔海神廟等地，即其融洽雙方感情的聯歡之舉。

蔣介石利用共產黨人和蘇聯顧問的支持，打擊右派勢力，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和權力之後，反過來又依靠右派勢力的支持，打擊以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左派和中國共產黨，向國民黨最高權力發起衝刺。 1926 年 3 月 30 日，蔣介石經過精心策劃，發動了中山艦事件，這是蔣介石與右派勾結，打擊汪精衛，向共產黨進攻，向革命示威的嚴重政治事件。 對蔣介石來說，是鋌而走險、孤注一擲的一著險棋。

中山艦事件發生後，身為廣州國民政府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汪精衛因權威受到嚴重挑戰而十分氣憤。 他對匆匆跑來報告的陳公博說：「我是國府主席，又是軍事委員會主席，介石這樣舉動，事前一點也不通知我，這不是造反嗎？」汪並稱：「我在黨有 我的地位和歷史，並不是蔣介石能反對掉的。」汪精衛提議「二、三、四、五、六軍聯合起來，給我打這個未經黨代表副署、擅調軍隊、自由行動的反革命 蔣介石」。

汪精衛的主張卻得不到蘇聯顧問團的支持。 當時，聯共中央委員、蘇聯紅軍政治部主任、蘇聯考察團團長布勃諾夫正在廣州調查和研究中國革命的相關問題。 布勃諾夫否定了汪精衛的反擊蔣介石的計劃，主張對蔣介石實行妥協、退讓，並撤銷了季山嘉的蘇聯軍事顧問團團長職務。 3 月 22 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開會，會上，汪精衛雖仍對蔣介石擅自行動表示不滿，但由於蘇方已經做出撤換季山嘉等人的決定，妥協、退讓的局面已經形成，汪精衛無可奈何。 會議做出三項決定：（1）工作上意見不同的蘇聯同志暫行離去，另聘其他同志為顧問；（2）汪主席患病應予以暫時休假；（3）李之龍受特種嫌疑，應即 查辦。

汪精衛以蘇聯為靠山，和季山嘉又一直保持著密切的關係。 現在，面對蔣介石的進攻，蘇方不僅不支持自己反擊，反而向蔣介石低頭，撤換季山嘉等人。 這一切使汪精衛無地自容，堂堂國府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只好稱病躲起來。 布勃諾夫出賣了汪精衛，更加助長了蔣介石的政治野心。

在上海得到蔣介石發動中山艦事件的消息後，張靜江唯恐驟行不義的蔣介石陷於進退失據的窘境，“不辭道遠，抱病南下”，於3月23日抵達廣州。 傍晚趕到長洲要塞，與蔣介石見面傾談。 但也有人說，張靜江早於 3 月 20日之前已到廣州，只是躲著，到 3 月 20 日之後才公開露臉；還有人說張靜江是中山艦事件的核心。 真相如何，暫且存疑。 張靜江見到蔣介石，就對其在中山艦事件中採取的陰謀手段大加讚賞，「極稱為天才」。 張靜江的到來，使身感孤單的蔣介石有了支撐，反共底氣更足了。 張靜江深知蔣介石此時羽翼未豐，力勸其不可操之過急，不可過早與蘇聯及中國共產黨決裂，他告訴蔣介石：「共產黨徒病幼稚，無權無勇，終何能為？」勸蔣 暫行隱忍，並面授機宜：「止其包辦之（農工）運動而約束之，必可就緒。」為了扶持蔣介石，填補汪精衛出走後的權力真空，張靜江決定留在廣州，斡旋各方，為蔣介石 出謀劃策，正式成為蔣介石的軍師，成為「唯一能為蔣氏出主意的人」。

張靜江到廣州後，國民黨右派──西山會議派的要角葉楚傖、邵元沖也隨之而來。 陳果夫、陳其採也於5月初來到廣州。 這些國民黨右派人物齊集廣州，目的就是為了解決「蔣（介石）先生的處境極艱，且缺乏人手幫助」 的問題。

張靜江雖無正式名義，卻扮演了決策者的角色。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一書中說：「當時一切重要政治問題，都由蔣介石、張靜江和鮑羅廷三巨頭秘密商談進行；即一向居間的譚延閔似也沒有參與其事。鮑公館門前的 盛況，已大不如昔。從前各要人都來他這裡求教，現在他卻要移樽到半身不遂的張靜江的行館，向蔣介石、張靜江請示。”

鮑羅廷這個“洋大人”認定“中共是中國革命中的苦力”，一心要向國民黨右派妥協，他甚至提議由張靜江擔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主席。 為此，汪精衛派的大將陳公博與鮑羅廷有過一番激烈爭論。 陳公博在《苦笑錄》中說：

「汪先生走了，國民黨中央執委已失重心，陳先生以為是不是應當在執行委員會內設一個主席？」鮑羅廷拿著小調羹正攪茶內的糖塊，那時正在下午，我們是在用下午茶的時候。

「汪先生也會歸來的，而且執行委員會設一個主席，總章無此規定。如果要設主席，根本非修改總章不行，難道剛開第二次代表大會半年多，我們又開第三次 代表大會，或臨時代表大會嗎？」我很質直提出了我的疑問。

「這個主席是臨時的，章程可以待汪先生歸來再修改。你知在革命期間，我們只有看革命的需要與不需要，而不應守著呆板的總章。」鮑羅廷竟以革命的 需要壓迫我。

「好，就算是革命的需要，但誰來當這個主席呢？胡先生是不願回來的，譚（平山）先生恐不肯幹，即乾也恐領導不起。蔣介石罷，他的年齡和 資格都有問題，而且新經三月二十的亂子，恐怕不能饜人願。」我耐著性子向他分析。

「我想主席最好是張靜江先生。」鮑羅廷這時笑起來，又似嘲謔，又似嚴肅。

「什麼！你提出張靜江先生。張先生是個跛子，怎樣能領導？縱使他真能幹，只是一個監察委員。你想一個監察委員怎麼可以來當一個執行委員會的主席？」我以為鮑羅廷 是在開玩笑了。

「我不是跟你開玩笑，張先生是孫先生的老友，我記得孫先生在北京病危時，張先生一個四肢癱瘓的人，聞得這個消息，連爬帶跌跑上北京，孫先生一見 他便哭了。」鮑羅廷那時不是嘲謔而更嚴肅。

「張先生難道憑這一哭就可以取得中執會主席的資格了嗎 ？」我那時已懷疑到這種計劃或者早已經成熟。

「但除張靜江以外，再也沒有第二個人。陳先生你贊成了吧，蔣介石已贊成了，譚延闓也已贊成了。」鮑羅廷似乎已經告訴我那天談話的結論。

「蔣先生不獨贊成，據我所知還是提議的一個人呢 ？」張春木（張太雷－引者註）那時插科的加上一句。

「但我依舊反對，然而我畢竟是中政會的列席委員，用不著我贊成，而反對也無效。」我只聽著大眾意見便了。 過了兩天，張先生的主席算是由鮑羅廷建議，他照例先說一番理論，陳述革命的需要。 那事本已接頭好的，開會不過是一種形式，自然大家無話可說，草草通過。

1926 年 5 月 15 日，在蔣介石的操縱下，在廣州召開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 會上，張靜江與蔣介石聯名提出了《黨務整理案》，限制並打擊中國共產黨。 《整理黨務案》規定：凡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對於三民主義「不得加以懷疑或批評」；共產黨員在中央、省、特別市黨部任執行委員的數額， 「不得超過該黨部執行委員 總數的三分之一」；共產黨員不得擔任國民黨「中央機關之部長」；凡其他黨黨員加入國民黨者，必須將名單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保存；黨員如違犯「辦法」的有關規定，要 視情節給予嚴懲。 依照事先的預謀，蔣介石提議設立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席，由張靜江擔任。 從此，張靜江由幕後走上前台，名正言順地指導蔣介石從事反共「大業」。

張靜江走馬上任後，他行使權力的方式也是很獨特的。 陳公博在《苦笑錄》中說：「張先生自己呢，也有些不善於自處，每次開會，每有問題，都不大討論，他自以為是的都通過，自以為不是的總擱起。 每一個議案，他老人家坐在主席位上，口內念念有詞地讀了一遍，便說這案通過，旁邊的秘書長葉楚傖先生便執筆寫'通過'兩字。張先生的眼睛固然不明，聲音 又特別低啞，我們連案由都沒聽清，那案就已經通過或不通過了。當時我便打個譬喻，好像廣東人聽梅蘭芳，雖然手上捧著一張劇詞，但他 唱到哪裡，實在無從追索，只有人家叫好，自己也隨著點頭而已。」完全是一副蠻橫專斷的架勢。

在張靜江的主持下，立即對國民黨中央黨部進行改組。 原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劉芬、組織部長譚平山、代理宣傳部長毛澤東、農民部長林祖涵，都因身為共產黨員而被解職。 共產黨被排擠出國民黨中央的一切重要領導職務，政治領導地位大大削弱。 共產黨員被排擠後，張靜江提名蔣介石兼任組織部長、邵元衝任青年部長、甘乃光任農民部長、葉楚傖為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 邵元沖、葉楚傖均是國民黨右派，西山會議派成員。 張靜江與蔣介石配合進行的這次人事大改組，是他們共同策劃的第一次「清黨」。 後來，蔣介石把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看做是“國民革命成功的關鍵”，是“本黨與共產黨消長的分水嶺”。

張靜江把持了國民黨中央，就如同蔣介石把持了中央一樣。 6 月 5 日，蔣介石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7月6日，張靜江以足疾為由辭去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職務，改推蔣介石擔任，讓蔣獨攬黨政軍大權於一身，藉張靜江之手，終於成全了蔣介石獨裁集權的慾望。 由於北伐戰爭即將開始，蔣介石又將中常會主席職務交張靜江代理，由他“秉政中樞”，負責後方黨政事務。

這段期間，張靜江指使陳果夫（蔣介石北伐後代理組織部長職務），全面改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和地方黨部，「共產黨無形被淘汰了三分之一」。 陳果夫回憶說：「靜江先生代理黨務會議主席以後，我就任組織部長……重要事項，則決策於靜江先生。這時候的配合，覺得很有力量。有一次，計劃改組共產黨'把持'已久的 廣東省黨部，這件事很重大，我問靜江先生要不要請示蔣先生。靜江先生說：『應該做的事，就負責做去，不必請示，本黨整個政策並沒有變更，領袖不能表示 態度。如果去電，叫他如何答复，我們的事要審慎處理，不要增加蔣先生的麻煩。'”張靜江還告訴陳果夫：“你選出人員提會，我負責使之通過，假使還有 麻煩，我可以負責。」為陳果夫撐腰壯膽。

在張靜江的發縱指示下，到 1926 年 12 月止，廣東省和廣州市各級黨部基本上為國民黨右派控制。 接著，他們又陸續派遣所謂黨務指導員分赴各地改組黨務。 段錫朋、鄭異往江西，蕭靜、王宇春、葛武棨往浙江，陳希豪往上海，張道藩往貴州，方治、丁超五往福建，童冠賢、吳鑄人往北京，紀亮往綏遠，田崑山往 甘肅，郭春濤往西北等，這些國民黨右派分子分赴各地後，為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準備了組織基礎。 在這一切活動中，張靜江是後台主角，陳果夫則是前台執行者。

1930年5月19日，美國《時代》雜誌發現了閻錫山的價值：

「作為山西省的『模範督軍』，閻錫山處在軍閥的包圍之中。儘管目前晉西南地區還存在糧食短缺，但他為1100萬人帶來了繁榮。閻錫山的嗜好不是女人、酒、 鴉片，甚至不是金錢，而是優質的道路、紡織技術、防禦部隊…”

閻錫山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頗具傳奇色彩的風雲人物。 他一生經歷了同盟會反清、辛亥革命、洪憲帝制、民國創立、中原大戰、國共合作、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直至隨國民黨敗退台灣，幾乎參與了所有中國近代重大歷史事件。 可以這樣說，閻錫山的人生經歷，就是了解中國近代社會歷史進程，乃至了解中國國情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線索。 本書在為讀者揭示他的幕僚的同時，展示了近代中國的歷史畫卷。

閻錫山自辛亥首義就任山西都督，歷經軍閥混戰、北伐諸役、中原大戰、省政建設、抗日戰爭等重大事變，在波詭雲譎的舊中國政治舞台上，肆應自如，以山西一隅， 相對獨立於中央，主持山西省政38年而不墮，成為與中華民國相始終的絕無僅有的地方實力派領袖，這在民國歷史上可屬一個特例，其作為是無人企及的。 這獨特的歷史現象之所以能夠產生，不僅取決於閻錫山特有的政治經濟天賦和山西獨特的封閉型行政地理環境，而且與閻錫山的“善用人為”，在身邊積聚了一批黨、 政、軍、經、教各方面的人才不無關係。

雒春普 任職於山西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從事民國山西史暨閻錫山研究。 1986年發表「處女作」《綏遠抗戰與西安事變》，並參與或獨立完成《閻錫山幕府》《山西通史》（卷七）等著。

一、蓋棺論定“山西王”

二、知人善任與相互制衡－閻錫山的用人之道

三、亦師亦友、首席輔弼－趙戴文

四、內襄外助、生死之交－賈景德、 徐永昌

五、 輔弼良才－南桂馨、趙丕廉、樊象離、薄氍相

六、政工同李冠洋、樑化之、智力展、楊貞吉

七、嫡系將領－楊愛源、週玳、王靖國、趙承瑤、孫楚

八、軍事外圍——張樹格、張培梅、朱綏光、商震、傅作義、郭宗汾

九、經濟班底－徐一清、賈繼英、王尊光、彭士弘、張書田、徐士珙

十 、名流侍從郭像升、寧超武、方聞、朱點

後記

主要參考書目

2001 年 9 月，岳麓書社推出近代名人幕府叢書一套五卷，拙著《三晉有材－閻錫山幕府》忝列其中。 另外四卷是《人才薈萃－李鴻章幕府》 《執政幕影－段祺瑞幕府》《偽府群姦－汪精衛幕府》《胡帥班底－張作霖幕府》。

時光荏苒，轉眼之間十年過去了！ 十年來，《三晉有材－閻錫山幕府》這本小書受到了廣大讀者的錯愛，不僅廣銷國內，而且遠銷海外。 時至今日，雖早已售罄，仍常有聯絡索取者。 同時，反應熱烈，好評不斷。

《博覽群書》2002 年第 7 期發表一組特別推薦的書評文章。

編者的話指出：軍閥是中國 20 世紀前期的特殊產物，但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軍閥史研究明顯地存在著特定時代的限制。 《三晉有材——閻錫山幕府》一書力求新意，在對歷史人物——特別是曾經被否定過的歷史人物評價上，保持了較為冷靜的態度，在恢復歷史真相方面，有努力的 探索，對於處在複雜歷史條件下的歷史人物和他們的政治選擇，有持平之論，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散木《認識閻錫山》認為：說到幕府，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現象，近年來史學界中對此多有關注（清朝權勢人物的幕府和紹興師爺等都有專著出版）。 雒女士條分縷述閻錫山「用人之道」、他統治山西的基本「班底」和幕僚侍從人員以及分領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的人才，取材豐富，要言不煩，顯然是經過 長久的寫作準備的。 雒女士曾與人合作出版有百萬餘字的《閻錫山全傳》，同她的新作一樣，都是力圖擺脫陳舊意識形態窠臼、以史實說話、評騖人物亟求公允的力作，有這 部書的“墊底”，再細緻研究傳主的“用人之道”，可以說是水到渠成。

趙誠《往日不可諫  來者猶可追》則強調：閻錫山執政三晉近四十年，使山西成為全國的模範省，一定聚集了相當的人才。 作者作為晉人，閻錫山的傳記讀過幾本，其中包括美國人寫的。 但從他周圍人才群的角度來看閻錫山的為人、處事和作為，該書是第一本。 其次，近年大陸關於閻錫山的評傳只涉及政治和經濟層面，未能使人洞悉其思想和文化淵源，也未能更多地涉及他與人共事的相處之道。 這本書在相當程度上填補了這方面的欠缺。 閻錫山是近現代歷史上一個著名政治人物，這本書在對閻錫山的描述上，多少有些跳出特定意識形態和政治紛爭的迷霧，本色還原的 味道。

此外，智效民《寓史德於史實之中》（《往事知多少》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一文進一步指出：閻錫山能夠在山西建立一個獨立王國，是依靠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 這種說法有失皮相。 因為在那戰亂不已、政爭不止的年代，要想在一個地區有所作為，沒有自己的「主義」即政治主張不行，沒有一批各有所長且堪當重任的人才更不行。 綜觀這本書，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作者在大量佔有資料的基礎上，對於它們的準確掌握和巧妙運用。 特別是書中那些逸聞趣事，為展現人物形象、烘託人物性格起了畫龍點睛的作用。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安慰之餘，不免誠惶誠恐。 讀者的推崇不代表自身的完美無缺，評論者的肯定掩蓋不了存在的瑕疵。 水平與歷史所限，原版不盡人意之處在所難免，一直希望有機會修訂。

閻錫山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飽受關注的人物。 個人的影響力使然，從民國初年開始，學界對於閻錫山的研究差不多延續了近一個世紀。 其間，出版面世的相關論著與資料洋洋灑灑，汗牛充棟。 僅民國年間印行的閻錫山言論彙編性質的文集，諸如《村政彙編》《六政三事彙編》《言論類編》《治晉政務全書》等，累計即達千萬字之多。 1978 年以來，隨著意識形態領域的進一步開放，學界對民國歷史的認識更加趨於客觀，從而帶來了近代歷史人物的研究熱潮。 鑑於閻錫山這個歷史人物的典型性，閻錫山研究也就成了熱潮中的熱點，出版發行的研究性著作相當可觀，粗略統計，當有數十種之多。 《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閻錫山評傳》《山西王閻錫山》《閻錫山研究》《閻錫山評傳》《山西王閻錫山》《閻錫山全傳》《閻錫山與晉系》 《閻錫山與西北實業公司》《閻錫山與山西抗戰》《閻錫山與同蒲鐵路》等著述相繼出版。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研究一如既往地圍繞著閻錫山本人。 換句話說，就是研究的著眼點還只限於閻錫山自己的作為與定位。 對於在閻錫山統治山西時期扮演重要角色的幕僚群的研究仍有少有涉獵。 同時，海峽兩岸關係的互動日益密切，一批塵封的相關資料得以交流；由於有了互聯網的便利，信息的傳遞日益變得容易與快捷。 研究進一步深化具備了客觀基礎。

適逢其時，團結出版社擬將舊著《三晉有材－閻錫山幕府》改版為《閻錫山和他的幕僚們》，重新印行。 不勝榮幸之至！ 於是，以此為契機，在翻閱新見舊有資料、充分利用互聯網的先進與便利、廣泛吸收閻錫山研究最新成果的基礎上，對舊作進行了一些必要的修訂和補充：其一，關於閻 錫山的“用人之道”，過去主要強調的是它的地域性，客觀地講應該分階段考察，不能忽視其在特定時期的“五湖四海”。 是故，在這方面增加了一些筆墨。 其二，對舊作中概念化、臉譜化的用語進行了必要的打磨。 其三，對一些所謂的反面人物歷史地認識，不全盤否定。 其四，對舊作中囿於資料所限，造成的信息不完全，作了盡可能的補充。 其五，第十章增加了「文壇重鎮郭像升」一節。 其六，加配了一部分相關圖片，以收圖文並茂之效。

對歷史負責與對讀者負責，是著史者的出發點。 學識所限，錯訥與不當之處仍不可避免，還望識者不吝賜教。

《閻錫山與他的幕僚們》得以出版，團結出版社的領導與責備付出了辛勤的勞動，做了許多工作，在此表示誠摯的謝意。

雒春普

2011年初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