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這本書講述的重點是明朝的外交和貿易，尤其關注在大航海背景下，明朝建立的朝貢體系如何與世界打交道。一邊是朱元璋以大明爲中心、以“王者無外”的天下觀建立的朝貢體系；另一邊是大航海和歐洲思想啓蒙運動開啓的貿易全球化浪潮。當全球貿易遭遇朝貢體系，內斂的明朝固守舊的祖宗之法，不放棄朝貢體系，沒能主動融入全球貿易，開始落後於世界。當下，開放還是封疆的議論不時出現，審視大航海時代全球化浪潮下的明朝與世界，無疑會給我們更大思考空間。

2.本書還將明代民間海外貿易的狀況做了梳理，這與官方的固守朝貢形成了對比。民間海外貿易的活躍，一方面帶動中國與全球貿易接軌，另一方面擴大了中國在世界尤其是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在明代官方嚴禁走海的政策下，中國的海外商賈不但不能得到朝廷的庇護，更是被明廷拋棄，境遇頗爲悽慘。但是民間海外貿易不曾中斷，並且成爲一股巨大的力量，成爲中國與世界的紐帶。明代民間海外貿易與移民的生存狀態如何，值得一讀。

3.自由貿易是大航海時代以來世界的主流力量，西方與明廷的碰撞不可避免。這種碰撞帶來至少四個方面的影響。一是衝擊了明朝的朝貢體系，使其產生了裂縫，明廷不得不在月港開關貿易；二是白銀大量流入中國，舊有的貨幣制度土崩瓦解，白銀逐漸成爲流通貨幣，在促進貿易繁榮的同時也爲王朝的剝削提供了新路徑；三是傳教士的到來，在傳播西方宗教的同時也傳播了西方科技，側面推動了中國科技的進步；四是帶來了明朝廷與西方堅船利炮的戰爭，火炮等熱兵器的傳入預示着中國冷兵器時代的終結。本書在講述中西碰撞時，重點關注事件中的官員、利益相關方和某些人的行爲表現，這樣的視角爲事件解讀提供了不一樣的感受。

本書圍繞明代朝貢制度與全球貿易的碰撞與較量展開論述，詳細講述明代朝貢制度建立的原因和形成過程，以及這個制度在運行過程中受到的挑戰，審視了大航海時代大背景下，明朝與世界巨大沖突的歷史細節。

全書從地緣格局、統治思維和政治制度、民間海外貿易、貨幣制度、中西方思想啓蒙、武器與科技、海寇等內外多方面，全面審視了明朝逐步落後於近代世界的過程。

作者指出，16世紀以來由全球海洋貿易而營建出國際新秩序的過程，一直由歐洲國家主導，而在東方，朝貢天下的思維，在明清易代之後，仍被清王朝所堅持固守，直到19世紀，英國人以堅船利炮轟開了天朝的迷夢，中國被動地納入到了新的全球體系之下。

袁燦興，江蘇靖江人，歷史學博士、副教授，知名歷史學者，中央電視臺《法律講堂》主講嘉賓，已出版《軍機處二百年》《大清內務府》《明人的率性生活》《湘軍征戰史》《晚清裱糊史》《北洋戰史》《大唐之變》等暢銷作品。

第一章 守陸——天命所歸與明初地緣格局

天命所歸與追擊北元 003

海上的方國珍集團 011

遼東與高麗的格局 018

遷都北京與永樂親征 025

撒馬爾罕的使者 031

第二章 朝貢——大明對世界的認知

地理環境與華夏中心思維 041

不徵之國與事大以誠 047

徵安南與維繫朝貢秩序 053

官府專營下的香料貿易 060

七下西洋與封貢海外 066

第三章 揚帆——歐洲海上的擴張

宗教革命與人的解放 077

文藝復興與科學精神 082

香料慾望與航海技術 087

葡萄牙的率先開拓 095

後來居上的西班牙 102

第四章 叩關——佛郎機炮的致敬

廣州城外三聲炮響 109

上帝、香料與秦人 112

火者亞三與吃人傳說 118

佛郎機炮與屯門之戰 125

亞洲經濟中心雙嶼港 130

走馬溪之戰與朱紈之死 135

龍涎香與租借澳門 142

第五章 開拓——中華的海外貿易與移民

宋元海貿與海外開拓 151

明代華人赴海外貿易定居 155

隆慶開關與月港貿易 162

夷人之來與朝貢衰落 169

馬尼拉屠殺與“商賈賤” 174

第六章 泛海——海商與倭寇

朝貢體系中的異類——日本 185

寧波爭貢事件及其影響 189

海商集團與王直之死 196

商寇合一與嘉靖大倭寇 203

林道乾及林鳳的海外進擊 211

第七章 邊釁——朝貢秩序的挑戰者

也先入貢與土木之變 223

庚戌之變與臨城脅貢 230

把漢那吉與隆慶和議 236

壬辰戰爭與朝貢秩序 241

琉球失陷與兩屬朝貢 251

第八章 白銀——帝國的富貴之源

鈔法爲國家利源 261

鈔法不通率用白銀 268

日本白銀與朱印貿易 275

馬尼拉大帆船貿易 282

一條鞭法與白銀放任 288

第九章 盛世——有無資本主義萌芽

朱元璋的重農抑商 299

極盛之世與力農致富 305

海外白銀與蘇樣生活 310

歐洲城市與江南小鎮 316

江南能否產生資本主義 322

第十章 器物——傳教士的饋贈

沙勿略入華之努力 333

利瑪竇的上層路線突破 338

朝貢與皈依的彼此誤會 343

從日本到中國的陸若漢 349

李約瑟難題與明末科技 357

第十一章 心學——致良知與迴歸於人

龍場悟道與良知在心 365

百姓日用與泰州鼓吹 371

平民儒學與個體生命 376

狂禪徒手可搏蛟龍 383

中國的思想啓蒙爲何失敗 390

第十二章 爭雄——全球體系下的荷蘭人與鄭氏海上集團

荷蘭崛起與覬覦東方 399

荷蘭打開中國大門的嘗試 405

敗於澎湖與退據臺灣 412

鄭氏海上集團的崛起 421

以寇制夷：料羅灣海戰 429

第十三章 危機——王朝終結的內外因

明末白銀危機的真相 439

後金崛起與朝貢體系崩裂 447

吳橋兵變的前因後果 453

宦官與文官交織的中央體制 460

中國古代王朝的週期興亡率 466

第十四章 皈依——南明的後掙扎

畢方濟三赴澳門求援 475

瞿紗微與明皇室皈依 481

逃向緬甸還是何方 487

在歐洲奔走的卜彌格 493

鄭成功之後的海洋秩序 498

參考文獻

自 序

明朝在中國歷史發展中具有特殊性，主要的體現是明朝所處的國際環境非常特殊。同時，明朝的保守性也是歷代王朝之，其“保守封疆”的政策影響了整個明代。本書將討論這個保守性極強的大明王朝，在大航海時代的國際環境中，是一個什麼樣的表現。

有明一代，大陸戰略是王朝的主線，農耕社會是王朝的主要面貌。但大明王朝不同於其他王朝的地方在於，從16 世紀之後，隨着航海大發現，全球連爲一體，明廷遇到了新的挑戰。在大航海時代，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英國人陸續到來，衝擊着大明王朝的朝貢體系。而新元素的出現，並未給大明造成過大的影響，進入大航海時代後的明廷，延續的仍然是開國皇帝朱元璋的思維。

朱元璋開國後，將主要的精力放在了陸地之上，對海洋相對忽視，採取了一系列被後世稱爲“海禁”的政策。執着於天命之說的朱元璋，建立起了以中國爲中心的朝貢制度。在朝貢體系之中，只有得到大明王朝的許可，各國方可進入中國，進行朝貢。從陸地到海洋，朝貢體系在當時的遠東地區，建立起了相對穩定的政治秩序。朱元璋以天下共主的身份，通過朝貢關係，建構了天下秩序。在朝貢體系之中，周邊各國向作爲“華夏中心”的大明王朝稱臣，每隔一段時間前來朝貢，而大明王朝則給予冊封和賞賜。

對於擴充疆土，朱元璋沒特別大的興趣，他一直堅持“保守封疆”的政策。在他看來，“若邦有道，固封疆，勿外求，則永爲世福；若越境而殃他民，則福命未可保也”1，故而他列舉不徵之國。但面對遊牧部落，他必須用兵，洪武一朝，持續不斷地對北元發起打擊。草原遊牧各部無數次對外擴張，乃是世界史上主要的動亂搖籃，是華夏文明的主要威脅。在洪武一朝，將海外夷國（不徵之國），與西北“胡戎”對稱，兩者是區分對待的。

至朱棣時期，天下穩定，雖一度曾有帖木兒的威脅，但因其突然去世，而未引發兩個大帝國的戰爭。朱棣時期，將部分力量投到海外，一度曾有鄭和七下西洋，這領先於歐洲。可鄭和的下西洋，仍然是大陸戰略與朝貢秩序的產物。下西洋，是爲了宣示天威，吸納各國來朝；是爲了採購香料香木和奇珍異獸，作爲祥瑞，進獻皇帝。下西洋，不是爲了開拓土地，雖有貿易，但仍是官方主導下的朝貢貿易。

鄭和之後，在朝貢貿易之外，明廷仍嚴格限制民間的海外貿易，以確保官方對於各類能帶來暴利物資的控制。可香料及其他各類海外貿易所帶來的暴利，吸引着一批中國商人走海貿易，在東南亞各地開拓，並有了早的移民拓殖。對商人私下走海，明廷屢屢打擊，卻不能制止。

正德十二年（1517），葡萄牙人出現在廣州城外，標誌着中國開始融入全球一體化。葡萄牙人乘着堅船帶着利炮，遠涉重洋來到中國，通過各種手段，試圖打開中國的大門，卻未能如願。明廷對在廣東盤踞的葡萄牙人，採取武力驅逐，葡萄牙人逃往福建、浙江沿海，轉而在雙嶼島開展貿易，取得了極大繁榮，又引來了明廷的新一波打擊。在與葡萄牙人的交戰之中，明廷認識到了葡萄牙堅船利炮的威力，有識之士發出了“師佛郎機以制之”的吶喊。

嘉靖二年（1523），日本大內氏與細川氏使團在寧波爆發衝突，斬殺中國軍民頗多。此後中國與日本的勘合貿易漸漸終止，對日貿易被中國海商集團所壟斷。中國海商集團與日本倭寇合流，又獲得了葡萄牙人的犀利武器，形成了猖獗一時的“嘉靖大倭寇”，給中國沿海各地帶來了巨大沖擊。至隆慶年間，明廷在月港開關，有限許可商人出海貿易，帶來了海外貿易的繁榮。隨着海上貿易的發達，葡萄牙、西班牙在東南亞區域的擴張，導致了地緣格局的改變，原先的朝貢體系開始衰落。而中國商人在海外的開拓，是官方所禁止的，也得不到官方的庇護。中國商人在馬尼拉遭到西班牙殖民者的屠殺，明廷的反應卻是“商賈賤”，被殺乃是咎由自取。

明中後期的中國沿海，雖有海寇侵襲引發的衝突，但民間走海貿易帶來的繁榮，卻影響了整個南方。來自墨西哥與日本的白銀，大量涌入中國，衝擊了明廷僵化的貨幣體系，帶來了白銀的貨幣化。無數白銀的涌入，帶來了明中期之後南方地區的經濟繁榮，涌現出了一大批市鎮，乃至被後世稱爲“資本主義萌芽”。明中後期涌現出的繁榮，只停留在社會層面；社會服務於朝廷，財富服務於權力，商人的社會地位低下，私人財產也無法律保護，盛世之中，卻無資本主義的萌芽。

在白銀衝擊中國的同時，部分來自歐洲的傳教士，進入中國，他們帶來的新的科學技術知識，影響了中國部分知識分子，卻未能引發中國的科技變革。在明末清初中西的交流中，西學傳播的主要是天文、曆法、數學、地理、物理、機械、炮術、醫學等自然科學和技術，缺少政治思想和哲學理論方面的內容；且所傳入的西方科學知識，僅限於在宮廷、上層封建士大夫和少數知識分子中傳播，沒有深入到社會階層中去。明中期之後，隨着政治環境的寬鬆、經濟的繁榮，在思想上也產生了突破。王陽明心學主張良知在心，知行合一，肯定工商業，主張“覺民行道”。面對思想的風暴，明廷採取了高壓政策，風靡一時的思想風暴在鐵拳之下煙消雲散，明代未曾完成思想啓蒙，更未能產生深刻的社會變革。

西方人到來之後，明朝的對外關係開始由朝貢模式進入到中西對峙模式，這是前所未有的改變。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等國有着強大的信仰支撐，有全套的產品製造體系。經歷了宗教革命、啓蒙運動，歐洲人走出了矇昧，發展出了完整而成熟的、適應資本主義發展的信仰體系。一個個歐洲商業城市浮現，各類出色產品銷往世界，參與競爭。更重要的是，這個新的體系之下，歐洲有強大的自信，有對牟利的追求，有無畏的冒險精神，不論是器物層面還是精神層面，他們都可以與中國比肩。

此時的中國，在思想上墨守成規，未曾意識到外界改變，未曾意識到大航海時代的來臨。自1517年葡萄牙人來到廣州後，明廷對葡萄牙、西班牙，乃至對隨後而來的西方列強的態度，一直延續到1644年明亡。之後的清廷，亦延續了明廷的思維，直至1911年。

就大明王朝覆滅的原因，後世有各種解讀。大明之亡，其根本因素是明廷自身陷入無可救藥的潰敗，陷入中國王朝週期興亡率之中。當進入大航海時代之後，明廷未曾有過新的認知，新的改革，一切仍然是農耕社會、傳統王朝的延續，以及天朝的自大與傲慢，對外的鄙夷與輕視。

倉促成立的南明小朝廷開始重視與澳門葡萄牙人之間的關係，希望得到軍事上的支持。動盪之中的南明小朝廷後宮，在傳教士鼓動下，也皈依了天主教，希望能得到賜福，渡過難關。南明小朝廷後宮甚至遣出傳教士作爲使者，前往歐洲，尋求教皇的幫助。當使者卜彌格從歐洲無功而返時，苦命的南明小朝廷已進入後的時光。南明小朝廷覆滅之時，鄭成功揮兵攻佔臺灣，開創了一方局面，在一定時段內影響到了清代的海洋格局。

概而論之，有明一代，官方延續的思維仍然是一以貫之的“朝貢天下”，即中國是世界的中心，周邊各國感受着中國的光輝，唯有得到大明皇帝的恩許，方能進入天朝體系之內，從事有限的朝貢貿易。雖有鄭和下西洋，卻仍然是大陸思維的延續，是在宣示天恩，在周邊營造出穩定的朝貢秩序，其中衍生出來的副產品纔是貿易。進入16 世紀之後，大明王朝所處的時代，有了新的變化，隨着航海大發現，世界連爲一體，老思維面對新變化，僵硬保守的結果就是，中國民間海商力量縱橫四海，引發了海疆之亂。爲了平息海疆，將戰略重心放在北方，也受內部白銀貨幣化的推動，明廷有限地打開了大門，對外開放，這就是“隆慶開關”。隆慶開關之後，中國商人不再顧及各類限制，在白銀的誘惑之下，揚帆四海，從事海外貿易，形成了一股股海商（寇）勢力。而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等國，則遠涉重洋，駛入中國沿海，迫切地試圖打開天朝的大門。可在官方層面，在朝貢天下的思維之下，大明王朝傲慢地對待着這些夷人，或是以武力清剿，或是以寇治夷，後乾脆閉眼無視，將海外貿易徹底拱手讓出，交給了中國海商（寇）集團，偶爾睜眼之時，還要加以打擊，以示天威。當新的全球貿易秩序形成之後，明廷並未參與這個秩序的營建，相反是極爲排斥的。中國的海商（寇）集團，對新的秩序卻是充滿了激情，積极參與，奈何在明廷與西方各國的雙重打擊之下，他們卻無法在此新秩序中立足，他們的命運，或是被招安，如鄭芝龍；或是被剿殺，如王直；或是遠走海外，如林道乾。由全球海洋貿易而營建出國際新秩序的過程，在此後的三百餘年間，一直由歐洲國家主導着。而在東方，朝貢天下的思維，在明清易代之後，仍被大清王朝所堅持固守。直到19 世紀，英國人以堅船利炮轟開了天朝的迷夢，將中國被動地納入了到新的全球體系之下，此時，朝貢天下，讓位於了全球貿易。

袁燦興

2022 年5 月30 日於太湖之濱

以財政史和財政社會學爲視角，考察大分流同期明朝的實際財政問題，詳述商人扮演的角色和行爲，呈現近代中國向現代化財政國家的轉型路徑，助力現代財政制度建設。

本書重點從財政史和財政社會學的視角切入，緊緊抓住兩條主幹脈絡，其中一條全方位地考察明朝時期國家在應對其核心財政相關問題，包括國營專賣、商業稅、對外貿易、貨幣與消費等時，如何構建其財政制度和推行財政政策，以及當時的學界相應提出的意見和政策建議。本書的另一條脈絡以商人羣體爲切入點，研究其在明朝財政制度下的角色和行爲。兩條脈絡共同繪製出財政視角下以明朝爲代表的近代中國向現代化財政國家的轉型之路上面臨和解決的問題。本書適合高校科研院所財政經濟學師生、稅務機構負責人、財務從業人員，以及對於明史感興趣的讀者閱讀。

華騰達

90後青年學者，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經濟學博士、同濟大學工程管理學士，曾爲加州伯克利大學東亞研究所訪問學者。現爲上海政法學院講師。主要研究中西方財政制度、財政史。已出版的學術成果有英語專著Merchants, Market and Monarchy、德語專著Handel im Chinesischen Imperium der Frühen Neuzeit、譯著《茶業戰爭》等。其論文曾獲得歐洲經濟思想史學會（ESHET）2020年度最佳青年學者論文獎。

緒論  1

“李約瑟之問”等問題都好奇爲什麼在大分流之後中國和西方走向了完全不同的發展路徑，那無疑，一國的財政制度以及商人在其中發揮的作用在其中是佔有不少分量的。

一、爲什麼研究大明帝國的財政？ 3

二、相關研究概述 6

三、內容框架和研究方法 11

第一章  明代的財政制度和商業環境  19

公共品如道路網和驛站的建設，民用只是其次的。其最主要的目的，仍然是服務國家和國家財政。明代中後期，頻頻出現財政危機，張居正是藉此節省開支，改革後全國郵驛經費減少了三分之一。

一、明代的政治制度 21

二、明代的財政制度 26

三、明代的商業環境 33

四、縱橫向比較 47

第二章  明代國營專賣中的財政與商人  59

明帝國商人在國家與商人的合作中的地位仍然不高。在看似其角色必不可少的表象之下，明朝商人的存在完全是爲帝國財政服務。而且，商人的命運牢牢掌握在當時掌管國家財政的官員手中。

一、明代關於國營壟斷和商人的財政觀點 62

二、明代商人與國家的合作： 以食鹽貿易爲例 72

三、明代食鹽專賣： 財政觀點 78

四、附論： 明廷對商人的利用 85

第三章  明代商業稅中的財政與商人  93

明初洪武帝和永樂帝創造的一些用於打擊逃稅的創新舉措收效甚微，以至於到了明中，商人的逃稅現象日益猖獗，而且很多基層的稅收官員也並不作爲。明朝末期，萬曆帝的礦稅和加派稅吏，以及之後魏閹集團的政策，短暫地增加了明廷的財政收入，卻讓商人怨聲載道。

一、明代的商業稅徵收與商人 96

二、明初的商業稅 98

三、明中期的商業稅 101

四、明末的商業稅 105

第四章  明代農業稅和非稅收入中的財政與商人  113

商人的地位雖然仍遠不及士階層，但和固守土地的農民和難以創收的工匠相比，明帝國商人的地位是有所提高的。功成名就的商人會回到自己的家鄉，大量購置土地，併發揮和鄉紳類似的職能，甚至成爲鄉紳，爲村民們修建祠堂、改善基建等，從而在自己的家鄉和老鄉中博得好名聲。

一、明代農業稅收與農商關係 116

二、明代土地交易與商人 128

三、明代其他非稅收入與士商關係 133

四、附論： 明代的士農工商關係 140

第五章  明代對外商貿活動中的財政與商人  147

利用外貿發展沿海經濟，開拓海外市場，在貿易上補短板，被認爲是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遺憾的是，這些思考的出發點並不是站在維護商人權益的角度。

一、明代關於對外商貿的財政觀點 150

二、明代對外貿易的財政收入與商人 162

第六章  明代對內商業活動中的財政與商人  181

明代徽州商人在其經濟活動中，可能除了鹽業之外，也就是典當業佔有着重要地位。他們經營的質庫、當鋪，遍佈各地，並以此盤剝重息，累積財富。

一、明代國家和商人的高利貸活動 184

二、明代商人的消費與國家財政 193

三、明代皇室內府的商業活動與國家財政 205

結語  明代的財政與商人  215

對於國家財政而言，商人兼具“貢獻者”和“參與分配者”兩個身份，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和士人階層一樣具有相當的話語權。

一、明代財政制度： 商人視角 218

二、結語: 大分流視角下的明代財政和商人 225

參考文獻  232

緒論

一、爲什麼研究大明帝國的財政？

（一）反觀大分流同期的中國實際

李約瑟（Joseph Needham）曾在其著作《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的序言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 “中國的科學爲什麼持續停留在經驗階段，並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論？如果事情確實是這樣，那麼在科學技術發明的許多重要方面，中國人又怎樣……在3至13世紀之間保持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中國的這些發明和發現往往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而中國文明卻未能在亞洲產生與此相似的近代科學，其阻礙因素是什麼？”李約瑟的提問是從科技史的角度出發，好奇爲何中國古代的科技理論很薄弱，爲何能在古代創造出衆多偉大的科技成果，但在坐擁這些極重要科技成果的同時卻又在近代落後於西方。而更進一步，我們也不禁想要追問，工業革命爲什麼沒有在同時期的中國發生？

自這一問題提出伊始，衆多的學者對此提出了各種解釋，比如可能是所有解釋裏最出名的彭慕蘭的《大分流》，就是比較了工業革命前夕東亞和歐洲的經濟狀況，並以當時的江南地區和英格蘭的比較舉例。不過，無論是何種解釋，科技的飛昇與工業革命的推進總離不開一個因素： 原始積累。而這正需要國家財政的支持。毫無疑問，財政在現代國家構建過程中雖然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然而其重要性卻毋庸置疑，對明帝國來說亦是如此。從財政上看，“帝國依託於君主的土地所有權建立統治權，用君主對個人及家族的關心，激勵並約束他爲公共利益而治理天下的行爲”。

選擇明代這個時間段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明代和15至17世紀的地理大發現基本處於同期，而我們都知道，歐洲的原始積累很大程度上正是依賴於對外擴張。一些學者喜歡對中國與歐洲在財政制度上的異同進行分析。這個研究思路無疑是合理的，對明代財政制度的討論亦是本書的核心內容。不過，在財政制度之外，很多學者的分析卻鮮少或根本沒有涉及商人這一重要的羣體，或許商人階層歷來都不是財政史研究關心的主要羣體。在近代歐洲的發展史上，商人的地位是絕對不容小覷的。那個時期的歐洲商人有權放貸給國王，能支持國家出兵與外國打仗或進行殖民侵略，亦有相當多的創新，比如現代商業法律雛形的創立，現代公司制度的建立，銀行的創建，匯票、信用等新型金融工具的出現等等。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商人還能直接接管國家財政，比如在拜占庭帝國後期，中央政府由於缺少資金，直接把國家重大項目的專營權和稅收權都交給了當時如日中天的威尼斯商人。

反觀大分流同期的明帝國，總體上，之前的不少學者均認同明帝國財政趨於僵化，而明代的商人羣體毫無話語權。從當時中西方大分流的結果來看，這一論斷應該是有其一定合理性的。然而，我們肯定不能只得出這麼一個“單一性論斷”。很多研究中所體現的思想桎梏是頗爲根深蒂固的，“一些人一直以來被灌輸的觀念，受到的教育就是，明代統治者如何殘暴荒淫，如何橫徵暴斂，廣大民衆被沉重剝削，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教科書上是這麼寫的，一些歷史學者的文章專著中也是這麼宣揚的”。這種質疑是合理的：明帝國是否真的只是皇帝一人獨大的專制？明帝國的統治階層是否真的“殘暴荒淫”？明代的財政制度是否真的僵化？即使真的是僵化，其原因是否是財政制度本身的設計缺陷，執行不力，還是有其他因素？明代的商人羣體是否仍然處於社會的底層？他們的話語權是否隨着明代商業發展而有所改變？這其中的任何一個問題，在進行較爲全面深入的研究之前，都是無法妄下結論的。

而在這一系列問題中，本研究最關心的是： 明代的財政制度與明代商人的社會角色之間存在怎樣的關係？這兩者如何互相影響？明代商人爲明代國家財政作出了怎樣的貢獻？他們在其中究竟發揮了怎樣的作用？本書將詳細解答這些問題。

漢學獎項列文森獎獲獎作品 生動再現明代三百年文化變遷的經典之作

本書從明王朝中晚期的一次經濟變革入手，描繪了商業的蓬勃發展促使當時中國社會與文化發生的一系列變化，曾獲美國漢學獎項列文森獎，受到史景遷、司徒琳、宋漢理等海外學者的極力推薦。

從官員、商人到妓女、百工 講述大時代下小人物的人生遭遇

作者以高超的敘事技巧，把官員、遊人、外交使者、磚瓦匠、商人、紡織工人、妓女等各種人物及其故事串聯成一幅幅生動的社會世相圖，以嚴謹與深刻的學術眼光，洞見明代文化與社會底層的脈動。

立足當下 以今揆古 重估明代商業的歷史角色

晚明士大夫認爲，階級界線模糊，物質慾望膨脹，都是商業發展帶來的惡果。真的是這樣嗎？在市場經濟已深入日常生活的今天，回顧這段歷史，將使我們得以更深刻地認識商業之於歷史與現實的意義。

明代中晚期經歷了一次經濟變革，商業蓬勃發展，改變了明朝人日常勞作、旅行和消費的方式。明太祖朱元璋爲實現“小國寡民”的理想而一手打造的社會組織結構和通信交通系統，成了商業世界賴以成長的奠基石。人們追逐時尚，享受物質的愉悅。富商巨賈把手中的真金白銀，換作躋身上流階級的通行證。女性不再只是家庭的附庸，通過寫作詩文、遠途旅行、做小生意彰顯自身的存在。舊有的階層結構和道德界線變得模糊，金錢似乎成了的籌碼，讓上層士大夫感到困惑與焦慮……

卜正民憑藉嚴謹而深刻的學術眼光和高超的敘事技巧，將官員、遊人、外交使者、磚瓦匠、商人、紡織工人、妓女等各類人物及其故事串聯起來，形成一幅幅生動的社會世相圖，再現明代三百年的社會文化變遷，令人得以一瞥一個王朝風雅、狂歡的後身影。

卜正民（Timothy Brook）

哈佛大學哲學博士，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加拿大皇家學會會員，2015—2016年度亞洲研究學會會長。曾任多倫多大學、斯坦福大學、牛津大學等校歷史學教授，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聖約翰學院院長。主要研究明代社會和文化史、中國近代史、全球史，並擔任《哈佛中國史》主編。2005年獲加拿大歷史協會頒發的歷史學獎項弗朗索瓦·格扎維埃·加爾諾獎章，2006年獲頒古根海姆獎。代表著作有《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維米爾的帽子——17世紀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爲權力祈禱——佛教與晚明中國士紳社會的形成》《秩序的淪陷——抗戰初期的江南五城》《塞爾登的中國地圖——重返東方大航海時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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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明代的四季

第一章　冬（1368—1450年）

牆磚

交通的負擔

集思成文

經濟和貿易

貧富差距

第二章　春（1450—1550年）

中央衰退

國家與市場

商業

商業與文化

正德年間的衰落

第三章　夏（1550—1642年）

錢神

旅行和書信

消費與生產

貿易

時尚

第四章　秋（1642—1644年）

明朝的覆滅

後的回眸

明朝大事記

註釋

參考文獻

譯後記

中譯本新版後記

中文新版序

20世紀90年代撰寫此書時，我清楚地知道讀者將要看到的明朝故事與改革開放後中國所發生的轉變有着奇特的相似之處。作爲一位審慎的歷史學者，我並不希望過多地強調這些相似之處，以免讀者將我對明朝從備受控制的鄉村秩序到混亂無序的商業實踐的發展過程的分析當作我自己的虛構，並賦予五百多年前發生的事件一些不屬於它們的形態和意義。我是不是從窗子裏面往外看，把我所見到的景象誤作爲五百年前的事實？我相信我所講述的故事並不是強加給歷史的東西。從70年代留學復旦大學開始，二十多年閱讀明代史料的經歷給了我撰寫本書的自信。那之後，另外二十多年繼續研習這類史料的歲月讓我更加肯定，本書所描述的商業活動和民衆困惑確實屬於那個時代。雖然我在審視明代風景時留意到一些與當今中國奇特的相似之處，但我並沒有寫到書裏。

儘管這麼說，我仍然樂意承認，歷史是今人從現時的視角書寫的，我們無法離開自己的角度去看歷史。隨着時間的前移，人們觀察歷史的有利位置會隨之變化，我們過去所發現的歷史也會因此而改變，這就像在疾馳的火車上看窗外風景一樣。沿途景物似乎在快速改變，但實際上它們並沒有因爲我們的經過而變得不同，真正發生變化的是我們在車軌上的位置及其相應的視角。

我在書寫明朝歷史時所採用的視角，亦見於其他學人。事實上，我覺得《縱樂的困惑》是我這一代歷史學家和朋友在20世紀90年代用新的方法探討中國歷史的“三書系列”的一部分。我自己的研究方式是從社會底層看歷史發展，重點是明代社會和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我也試圖在一定程度上從外部世界考察中國，將之置於一個更爲廣闊的世界，一個有着相似發展經歷的世界背景下進行比較。另一部著述是王國斌（R. Bin ）的《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出版於1997年。作爲多年的大學同窗，我們持有相同的觀點，並一起迴應許多彼此關心的問題。他的研究對象是清朝，方法是從上層即從國家而非社會層面來書寫歷史。通過對中國與歐洲進行嚴謹的對比，他希望做出更爲有力的比較分析，不從外部看中國，而是用中國來重新考察世界其他地區。換句話說，王國斌認爲歷史比較應該是對稱的而不是單向的。第三本書是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該書2000年面世。彭慕蘭認爲18世紀中國的經濟比許多歷史學家所想象的更加類似歐洲經濟，這兩個地區只是到了晚近纔開始踏上不同的發展道路。他也是從外部世界看中國，促使讀者重新審視中國和歐洲的歷史發展軌跡。

我們三人的共同之處是，我們撰寫上述三書時，中國正經歷着前所未有的改革開放轉型期，在與資本主義世界接軌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承受着伴隨而來的困惑。當時我們也許以爲自己出衆地發現了前代西方學者未曾看到的歷史，但其實我們只不過是從那個時代所提供的視角出發，告訴讀者我們所見到的東西。並不是我們的師長錯過了我們觀察到的歷史風景，而是他們站在跟我們相異的火車軌道拐彎處，看到了與我們所見不同的歷史。

上述回顧只是想提醒讀者，歷史學家就某個研究課題所寫的任何內容都絕不是蓋棺定論。探索歷史真相的道路對新一代歷史學家始終是敞開的，他們在火車軌道的新位置，會告訴你不一樣的故事。你只要確保從火車窗戶裏看到的面容不只有你自己就行。

卜正民把明王朝那個捉摸不定的迷人世界，放入一個概念清晰的時間框架裏，即使你不具備任何專業知識，也能暢讀其中。本書記錄了各色各樣的明代人物與他們各色各樣的問題，還有那個世界裏的要物：磚與橋，市場、寺院與郵政，女性與時尚，印刷業，激情與徵兆。本書把明代生活的全貌——這麼一個活力澎湃的複雜體——展現出來，在英語世界裏當數首見。

——史景遷

卜正民利用了各種各樣的一手和二手材料，特別是他所熟悉的明清地方誌、商人手冊、路程指南，還從古籍裏挑選出豐富的插圖（大部分是明清時期），穿插在自己的平鋪直敘中，把我們帶入書中的世界，讓我們確切體會到當時的日常勞作、旅遊、消費，也讓我們看到，在中華文明遭逢重大變化之際，那些財富新貴怎樣惺惺作態，而上流階層又處於怎樣的焦慮狀態中。

——司徒琳

本書聚焦明朝面對商業與文化休閒活動的相互影響時產生的態度變化，作者善於站在那個時代微末之人的觀察視角來講述故事，以精湛、曉暢的語言轉述這些遙遠時代之人所持的觀點，將他們的形象和所處的世界生動地呈現於讀者面前。

——《中國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