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寫作客觀、獨特、鮮活

資料佔有全面、詳盡、權威

全新修訂版增補插圖和索引

這部巨著是迄今為止最全面、最詳盡的托洛茨基傳記，由波蘭思想家伊薩克?多伊徹所著。作者依據大量豐富、可靠和翔實的資料，並結合作者參加共產主義運動的親身體會，按照時間順序，詳盡地介紹了托洛茨基作為革命家、理論家、流亡者，直到在異國他鄉被刺殺的一生，為讀者描繪出了一個鮮活而帶有悲劇色彩的托洛茨基。全書共分為三卷：《武裝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被解除武裝的知：托洛茨基1921-1929》、《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

　　《武裝的先知》追述了托洛茨基早年的求學經歷和革命活動，從孟什維克轉變為布爾什維克的過程，在1905年革命中的作用和對俄國革命所作的理論思考，參加和領導1917年十月革命的歷史和在十月革命後為保衛新生的布爾什維克政權在國內和國際政治舞台上所進行的一系列鬥爭，間或敘述和分析了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的起源和形成的過程。

　　《被解除武裝的先知》全面且系統地介紹了20世紀20年代俄共黨內錯綜複雜的、激烈的且殘酷的派系鬥爭，詳盡地敘述了當時蘇俄領袖們在保衛和建設社會主義、黨內民主、民族問題、“一國社會主義理論”和“世界革命”等問題上的爭論，特別是托洛茨基與斯大林之間的角力。

　　《流亡的先知》著重敘述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法國、挪威和墨西哥的流亡生涯，以20世紀30年代歐洲政治地圖和蘇聯國內政治形勢為背景，介紹和分析了托洛茨基在流亡過程中對俄國和世界革命等問題的理論著述，最後以他在墨西哥被斯大林刺殺身亡的悲劇結局告終。

[波]伊薩克·多伊徹（IsaacDeutscher）

1906年生於波蘭，20歲加入波蘭共產黨，很快成為著名的波蘭思想家、蘇聯及聯共（布）問題專家。 1932年，加入托洛茨基反對派。 1939年，僑居倫敦。一生著述甚豐，其中有影響的是《先知三部曲》和《斯大林政治傳記》。 1967年逝世，時年60歲。他的《先知三部曲》迄今仍是舉世公認的研究托洛茨基的權威著作，已被譯成多種文字。

武裝的先知

再版譯者前言

譯者前言

前言

致謝

第一章 家庭和學校

第二章 追求理想

第三章 在歷史的大門口

第四章 智力合作關係

第五章 1905年的托洛茨基

第六章“不斷革命論”

第七章 沉悶的年代：1907—1914

第八章 大戰與國際

第九章 十月革命中的托洛茨基

第十章 人民委員

第十一章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戲劇性事件

第十二章 武裝共和國

第十三章 革命與征服

托洛茨基軍事思想評論

第十四章 勝利中的失敗

參考書目

人名索引

被解除武裝的先知

前言

第一章 在王子群島

第二章 理性與瘋狂

第三章 革命家兼史學家

第四章“人民公敵”

第五章 地獄之夜

跋：失敗中的勝利

參考書目

人名索引

流亡的先知

前言

第一章在王子群島

第二章理性與瘋狂

第三章革命家兼史學家

第四章“人民公敵”

第五章地獄之夜

跋：失敗中的勝利

 參考書目

人名索引

譯者前言

　　擺在讀者面前的這部《先知三部曲》是托洛茨基的傳記，是迄今為止同類出版物中全面、詳盡的一種，也是在托洛茨基研究中有影響的經典之作。它由三卷組成：卷《武裝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1954年出版）、第二卷《被解除武裝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1959年出版）、第三卷《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1963年出版）。英文版三卷，均由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

　　 本書作者伊薩克?多伊徹（IssacDeutscher，1906—1967），生於當時處於奧地利統治下的波蘭克拉科夫附近的赫讓諾夫的一個猶太人家庭。 1926年參加波蘭共產黨，1932年因參加波蘭共產黨內的托洛茨基反對派被開除出黨。 1939年德國占領波蘭後，僑居倫敦，成為一名自由職業者，從事歷史學和社會學的研究工作，並出版了多部著作。除本書外，他的主要著作還有：《斯大林政治傳記》、《未完成的革命：俄國1917—1967》等。作者撰寫本書所依據的資料有：《托洛茨基全集》及未收入全集的零散文章、小冊子和著作，存放於美國哈佛大學霍頓圖書館和斯坦福大學胡佛圖書館中的托洛茨基檔案，俄共會議記錄，《真理報》等俄文報刊，托洛茨基同時代人的著作、文章、書信及回憶錄以及作者對當事人的採訪記錄等。作者依據這些豐富、可靠和翔實的資料，並結合作者參加共產主義運動的親身體會，按照時間順序，詳盡地介紹了托洛茨基作為革命家、理論家、流亡者，直到在異國他鄉被刺殺的一生，為讀者描繪出了一個鮮活而帶有悲劇色彩的托洛茨基。

　　本書出版後，在學術界和讀書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英國《每日電訊》將其譽為“本世紀重要的政治傳記之一”。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格拉漢姆?格林（GrahamGreene）在《觀察家》上說：“對我來說，伊薩克?多伊徹三卷本的托洛茨基生平是這一年激動人心的讀物。這部傳記肯定會列入用英語寫成的秀的傳記之列。”另一位學者A·J·P·泰勒（Taylor）在權威刊物《新政治家》上評論道：“他（伊薩克?多伊徹）比以往任何一本書都更準確、更詳盡地講述了這個故事。他的這部傳記對任何一個對蘇俄和國際共產主義歷史感興趣的人都是書。”在本書出版以後的三四十年中，它一直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蘇聯史和托洛茨基研究領域中的一部重要參考文獻。直到90年代，包括蘇聯國防部軍史研究所所長、著名歷史學家德?安?沃爾科戈諾夫（Д·А·Волкогонов）在內的許多歷史學家仍然認為，還沒有一部關於托洛茨基的著作在資料的佔有和分析的廣度與深度方面能超過多伊徹的這部權威性的托洛茨基傳記。

　　本書卷追述了托洛茨基早年的求學經歷和革命活動，從孟什維克轉變為布爾什維克的過程，在1905年革命中的作用和對俄國革命所作的理論思考，參加和領導1917年十月革命的歷史和在十月革命後為保衛新生的布爾什維克政權在國內和國際政治舞台上所進行的一系列鬥爭，間或敘述和分析了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的起源和形成的過程。第二卷詳盡地介紹了當時包括托洛茨基在內的蘇俄領袖們在保衛和建設社會主義、黨內民主、民族問題、“一國社會主義理論”和世界革命等問題上的理論分歧與爭論，全面、系統地介紹了20年代俄共黨內錯綜複雜的、激烈的和殘酷的派別鬥爭，也介紹了托洛茨基在阿拉木圖初的流放生活，特別突出地評價了托洛茨基對上述一些問題的理論思考。第三捲著重敘述了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法國、挪威和墨西哥顛沛流離的流亡生活和托洛茨基一家人的悲慘命運；以30年代歐洲政治地圖和蘇聯國內政治形勢為背景，介紹和分析了托洛茨基在流亡過程中對俄國和世界革命等問題的理論著述；描述了他在墨西哥被刺殺身亡的悲慘結局。

　　總的來說，本書依據的史料極為豐富，敘述詳盡而有層次，因此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和參考價值。

　　作者在本書第二卷前言中強調，他力圖客觀地描述出一個真正的托洛茨基，盡可能避免因主觀感情或因注重一時情況而作出錯誤的判斷，以使他的這部傳記能夠經得起歷史的考驗。從全書史料的取捨、觀點的評述、主要的側重等方面來看，作者的確是在向這一目標努力，因而才能使這部傳記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但是正如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愛?霍?卡爾（E·H·Carr）在回答“歷史是什麼”這一問題時所言：歷史不可能“以純粹的形式存在著”，“它們總是通過記載歷史事實的人的頭腦折射出來的”，因為“記載歷史事實的人”總是“現在的人”，所以歷史實際上是“現在跟過去之間的永無休止的問答交談”。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的書寫不可能是純粹客觀的，它必然帶著歷史學家個人的印記。托洛茨基的這部傳記也不例外。作者在寫這部傳記的時候，不可能不受到他自己當時的政治思想狀況和他所處的歷史環境的影響，而這種影響是不可能不反映到這部傳記中來的。在這部傳記中，這種影響至少表現在兩個方面：，作者本人是托洛茨基反對派成員，儘管在被波共開除出黨後，並沒有參加托派的“第四國際”，但他對托洛茨基是崇敬的，甚至可以說是崇拜的，在很多理論問題上與托洛茨基的觀點是一致的。從全書來看，作者幾乎把托洛茨基當成“無所不能預言”的先知，就連作者都承認已被歷史證明是錯誤的那些預言，他也試圖從中找出“合理的因素”來，比如，讀者可以從作者對托洛茨基關於世界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局的預言的分析中明顯地看出這一點。第二，本書寫作時間較早，作者必然受當時歷史條件和國際政治環境以及歷史資料的限制，因此，在今天看來作者對托洛茨基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與世界革命等問題的理論的分析和評價都是值得重新研究的。我們希望，在蘇聯解體、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轉軌後的今天，本書的出版能引起我國國際共運史、蘇聯史和托洛茨基研究等領域的專家學者的注意，有助於深入總結和認識蘇聯解體的教訓，推動上述領域的研究。

　　 在本書翻譯中，譯者對全書譯文作了一些技術處理：

　　（1）為避免行文累贅，書中大量的法、德、西班牙、拉丁文單詞或詞組均直接譯成中文，沒有採用在正文中保留外文單詞再加註的方式；

　　 （2）原書中俄文著作引文的英譯文錯誤較多，凡能找到俄文原文者，均直接按俄文原文譯出，不再作注加以說明；

　　（3）原書中的里程和距離均以英里為單位，這對英語讀者比較方便，卻讓中國讀者費解。所以，我們或是參照俄文原文改為俄里，或是折合成公里；

　　（4）為了便於讀者核查參考，本書中的列寧著作的引文均以《列寧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第2版的譯文為準，所標卷數及頁碼均係中文版第2版的捲數和頁碼，不再另加註明；

　　（5）由於中文版《斯大林全集》所根據的俄文版本與本書作者所根據的俄文版本不同，因此有些引文在中譯本中沒有。凡在中譯本中能查到的引文，我們在註中均標出“中文版”字樣，未標“中文版”字樣的，其卷數、頁碼即是指俄文版的，不再另加註明。

　　本書根據牛津大學出版社英文版譯出，原由鄭超麟先生組織王國龍、週任辛、喻守一翻譯：王國龍譯部，週任辛譯第二部，喻守一譯第三部。喻守一不幸去世後，家屬將其譯稿帶回家鄉留作紀念。現用的第三部譯稿是由施用勤、張冰、劉虎合譯的；施用勤譯前言和章；張冰譯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劉虎譯第五章和跋。全書的譯校情況如下：《武裝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王國龍譯，施用勤校；《被解除武裝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週任辛譯，劉虎校；《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施用勤、張冰、劉虎譯；全書由施用勤、張以童統校。鄭超麟先生雖然沒有參加翻譯工作，但原著中俄文、德文、西班牙文及拉丁文引文及參考著作名稱的翻譯，都是經他審定的。遺憾的是鄭超麟先生不幸於今年8月1日逝世，未能看到本書的出版。

　　中共中央編譯局世界社會主義研究所研究員鄭異凡同志通讀了全書的譯稿，並提出了寶貴意見；本書責任編輯劉庸安同志為本書的出版做了許多工作，付出了極大的心血，他嚴把譯文質量關，彌補了譯校者的一些疏漏並根據《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對人名和術語進行了統一；在此一併表示感謝。

　　在本書版權的聯繫過程中，得到英國漢學家、利茲大學教授格雷戈爾?本頓（GregorBenton）博士的幫助，在此我們向他表示誠摯的謝意。

　　中共中央編譯局圖書館是有關國際共運著作的專業圖書館，在這方面的藏書在國內首屈一指。我們在該館工作人員閻虹女士的幫助下找到了本書部分俄文參考書並據此糾正了原書中英譯俄文著作引文的一些訛誤，從而提高了中譯文的質量；另外，在核對中文版《列寧全集》、《斯大林全集》引文的工作中，閻虹女士的幫助也是不可或缺的。我們在此謹向她表示深深的感謝。

　　後需要說明的是，本書的英文原著各卷的書名是獨立的，並沒有總書名。中文版根據各卷書名和作者的寫作意圖將其定名為《先知三部曲》。

　　本書的翻譯工作工程較大，且延宕數年，儘管全體譯校者和有關人員通力合作，盡心盡力，但譯者才疏學淺，能力不逮，疏漏之處，恐怕難免。敬請專家學者和讀者予以指正。

　　譯者

　　1998年11月28日

　　於北京西單西斜街

20世紀重要的政治傳記之一。

——英國《每日電訊報》

對我來說，伊薩克·多伊徹三卷本的托洛茨基生平是這一年*激動人心的讀物。毫無疑問，這部傳記肯定會列入用英語寫成的*秀的傳記之列。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格拉漢姆·格林

他（伊薩克·多伊徹）比以往任何一本書都更準確、更詳盡地講述了這個故事。他的這部傳記對任何一個對蘇俄和國際共產主義歷史感興趣的人都是書。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A. J. P. 泰勒

（它）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我養成了貫穿餘生的對政治傳記的熱愛。

——英國前首相託尼·布萊爾

作為波蘭共產黨中的一個馬克思主義學徒，多伊徹通曉德語和俄語，熟知拉丁文化，又是個英語寫作的能手。 ……其他的歷史學家更多地把蘇聯的歷史保存在自己的政治記憶裡，與他們相比，多伊徹則客觀地評價它，以其豐富的想像力既想到它*初的宏偉，也預料到它後來的腐敗。他從來就沒有失去信心，認為1917年的革命動力終將從駕馭它的命運中恢復過來，並以自由而告終。

——英國當代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佩里·安德森、

解散立憲會議

　　當然，現在國內學界對十月革命的批評不僅僅局限於十月革命的本身，它是暴力的或不夠暴力上，對十月革命的否定擴展到對布爾什維克黨、它的領袖列寧和它的策略上。在這方面為人所詬病的一是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二是解散立憲會議。

　　前者說布爾什維克在它成為彼得格勒蘇維埃的多數後，才提出這個口號，足見它的陰險。這顯然是對相關史料缺乏了解。在列寧回國前，斯大林、加米涅夫等布爾什維克領袖主張支持臨時政府。在列寧回國並使黨走上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後，它就一直堅決反對聯合政府，主張沒有資產階級代表的蘇維埃掌權。當時在俄國已經形成了雙重政權——一方面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與資產階級組成的臨時政府，另一方面是二月革命後組成的沒有資產階級的蘇維埃。當時列寧的立場是通過民主鬥爭爭取贏得蘇維埃的多數，即進行蘇維埃民主革命。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是反對臨時政府的鬥爭的口號。據筆者所掌握的資料，這個口號可以追溯到5月初。托洛茨基早在5月7日（俄歷）舉行的統一社會民主黨全市代表會議上，就提到了這個口號：“我們給自己提出了明確的任務，即全部政權歸蘇維埃。對我們來說，這個問題不是今天的問題。我們知道，奪取政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取決於事件發展的速度。我們不說繞開蘇維埃奪取政權，因為它是整個革命民主派政體的代表制的形式。我們只應該力求在蘇維埃中形成自己的多數，用真正革命的內容去充實它，圍繞著我們的口號把廣大人民群眾組織起來。”說得十分清楚了。需要指出的是，當時托洛茨基剛剛回國不久，他還沒有加入布爾什維克，甚至還沒有與列寧商談他領導的區聯派組織與布爾什維克合併的問題。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個口號在那時就是包括布爾什維克（以它為主）在內的蘇維埃左翼的口號了。至少，在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期間，布爾什維克組織的工人遊行隊伍就打出了這個口號。而在當時，在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蘇維埃中佔多數時，全部政權歸蘇維埃，意味著全部政權歸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

　　對解散立憲會議的指責更為嚴厲，有學者撰寫長文，說布爾什維克以允諾召開立憲會議奪取了政權，一朝政權在手，在立憲會議選舉失敗後，不是順應民意交出政權，而是背信棄義地解散了立憲會議。還說約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一書的書名名不副實，因為十月革命並沒有發生什麼像樣的戰鬥（即不夠暴力），只不過是當時頻頻更替的政府中的又一次而已（其實這並不是什麼新觀點，蘇漢諾夫在其《革命札記》中就是這麼說的），而布爾什維克悍然解散立憲會議才是真正震撼世界的日子。這種說法只能表達作者對革命的蔑視和對立憲會議的尊崇，無論如何都不是當時親歷這兩個事件的人民、各階級、各政黨和各個國家對它的感受的真實寫照。

　　約翰?里德親歷了十月革命，他的感受是符合實際的。事實是，自從布爾什維克成為彼得格勒的多數，托洛茨基成為它的主席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以及資產階級就一直惶惶不可終日，在他們千方百計地拖延的全俄第二屆蘇維埃代表大會日益臨近時，他們的焦慮達到了極點。這在當時的報刊上都能反映出來。至於十月革命是否震撼，並不取決於奪取政權時是否進行了大規模的流血戰鬥，而取決於政權的性質是否發生了根本變化以及方針政策有無變化和變化的大小，更取決於它的後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它無疑是十分震撼的。它將私人企業國有化，把土地分給農民，不僅退出帝國主義戰爭，而且還要公佈各盟國與沙俄政府簽訂的秘密條約。當初頌揚它是人類歷史上的新紀元，並不誇張。這是人類歷史上個為窮人的利益剝奪富人的政權；它完全不遵守外交遊戲規則，公佈秘密條約，以揭露帝國主義戰爭是為了滿足各國資產階級的貪婪的胃口；它越過各交戰國政府直接向它們的人民呼籲，把帝國主義戰爭變為內戰，以革命戰爭來消滅帝國主義戰爭。不僅是面臨被剝奪的俄國資產階級被這次“政變”所震撼，就是各交戰國的政府在面對十月革命和布爾什維克的宣傳在厭戰的士兵中引起的反響時，能不膽戰心驚嗎？

　　筆者無意否認立憲會議即民主形式帶來的好處，也不否認斯大林個人獨裁與一黨專政形成的局面有一定的聯繫。但如上面那位學者那樣，說布爾什維克就是憑著許諾召開立憲會議才獲得政權，而得到政權後就過河拆橋，解散了立憲會議，則是筆者不能苟同的，這種說法至少是不全面的。

　　如上面所說，十月革命的成功，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主要靠的並不是許諾立即召開立憲會議，而是要滿足人民群眾對和平和土地的要求。和平和土地是人民的要求，是自發發動二月革命的人民的口號。立憲會議是政黨的口號，它的提出要早得多，是反對沙皇專制制度的各政黨提出的口號和目標。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早提出這個口號，是在1903年召開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次年，社會革命黨也提出了同樣的口號。但在俄國當時的條件下，更為緊迫的是解決和平與土地的問題。在那時的俄國政黨中，一個要認真地解決和平和土地這兩個問題的，就是布爾什維克黨。即使把立憲會議的口號看成與和平與土地一樣重要的口號，它在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與和平和土地一樣重要，那也不能據此指責布爾什維克背信棄義，因為它至少真正地落實了兩個口號，即和平與土地。而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和立憲民主黨在它們執政的八個月的過程中，沒有為解決這三個問題中的任何一個採取過一項嚴肅的措施。

　　而且在立憲會議的問題上，應該受到指責的不僅僅是布爾什維克一個黨。時任臨時政府辦公廳主任的納博科夫說過，天真的人在理論上可以認為，政府召開立憲會議就是為了製定基本法，然後根據選舉結果把政權交給選出的多數黨，然後就自動解散，實際絕非如此。一語洩露天機。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也根本不想召開立憲會議。立憲會議在他們的手中，成了拒不解決和平與土地問題的擋箭牌。所有與群眾利益相關的措施，他們都說自己無權決定，推給立憲會議，而對資產階級有利的措施，則立即拍板，也用不著等立憲會議了。群眾對他們的不滿，部分就是由此而來的。

　　立憲會議的選舉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真實的民意，也是值得懷疑的。原因有二。一是社會革命黨人在立憲會議的選舉中，得到2100萬張選票，佔總票數的60%。但他們的票源主要是來自農村和少數民族地區。在城市裡，他們的得票不僅大大落後於布爾什維克，還少於立憲民主黨。

　　在不久前舉行的第二屆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表明，社會革命黨作為執政黨在2—10月間的表現，以及社會革命黨人任總理的政府在後來幾個月中的所作所為，已經使它聲譽掃地。工人階級和它的武裝——赤衛隊——對它深惡痛絕，軍隊的絕大多數也支持布爾什維克，在10月中旬，當布爾什維克成為全國各主要蘇維埃的多數時，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已經退出蘇維埃。一個僅靠農村人口龐大的基數而成為多數的黨，甚至支持它的農民也主要來自邊遠地區，而在城市和軍隊中都得不到支持的黨，在主要行政資源都來自城市的現代社會中，能組建一個什麼政府呢？肯定不會是該黨一直叫嚷要建立的強硬政府，而是一個軟弱無力的政府。指望這個政府來解決和平和土地問題，肯定是不行的。一個執政幾個月的政黨，連它的基本綱領——把土地分給農民——都不能實施，甚至連為實施它的準備都不做，只是一味地把它推給立憲會議。這樣的黨即使讓它再次組閣，它又能做什麼呢？在它過去為蘇維埃的多數派和執政黨的六個月中已經給出了答案。這個事實不會因為這個黨在立憲會議的選舉中獲得多數而改變，何況這個多數本身也是有疑問的。

　　十月革命前，社會革命黨分裂為兩派，一個是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另一個是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與右派社會革命黨人之間的矛盾十分尖銳，右派社會革命黨人的政府官員克倫斯基、阿夫克森齊耶夫逮捕主張把土地分給農民——實施社會革命黨的基本綱領——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由於立憲會議各黨派代表的名單還是在7、8月間定的，在9、10月間已經是水火不相容的左派、右派社會革命黨人交替出現在同一個黨的名單中，而且其中右派社會革命黨人佔全部社會革命黨代表的3/4，完全不能反映十月革命前後這兩派在群眾中的實際影響。因為在不久前舉行的第二屆蘇維埃代表大會選舉中，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獲得70個席位，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只有16席，中派社會革命黨人36席，少數民族社會革命黨人7席。即使中派和少數民族社會革命黨人都與右派社會革命黨人一致，他們所得的全部選票也要少於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變化的原因可能在於下面的事實，即十月革命後，電報郵局系統對蘇維埃政權的消極怠工，臨時政府被推翻、社會革命黨分裂的消息遲遲不能傳到外省，更不用說是邊遠地區了。大多數農民本來是想把票投給主張把土地分給農民、在土地委員會工作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實際上卻把票投給了作為政府代表逮捕他們的右派社會革命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