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文化通史 】（3册 質重2.5公斤）

內容簡介

明清文化在前代積累之上，集傳統之大成，達到了中國古代文化發展的高峰。 本書由明清史大家、中國明史學會原會長南炳文先生主編，積數十年研究心得，貫通明清前後五百餘年，從整體上論述這一時期的文化發展。 本書既總結了中華傳統文化的方方面面在明清時期的發展和轉變，也根據明清時期民族融合、中外交流、疆域變遷的時代特點對相關文化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

作者簡介

南炳文，著名歷史學家，1942年生，河北廣宗人。 1966年畢業於南開大學歷史系，現任南開大學資深教授、中國古代史博士生導師，廊坊師範學院特聘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客座研究員，中國明史學會學術委員會主席，天津市文史館館員。 曾任天津市政協常委、中國明史學會會長。 主要研究方向為明清史。 著有《明史》（上、下册，合著）、《南明史》、《20世紀中國明史研究回顧》、《清史》（上册，合著）等。 編有《明史研究備覽》（合編）、《中國曆史大辭典》（明史卷，合編）等。 譯有《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6卷，合譯）等。 論文集有《明清史蠡測》。 古籍整理有《輯校萬曆起居注》、《校正泰昌天啟起居注》等。 曾主持國家博物館中國通史陳列明代部分之內容設計。 其《明史》獲天津市社科優秀成果一等獎和首届全國高等學校人文社科優秀成果二等獎，《輯校萬曆起居注》、《校正泰昌天啟起居注》等獲全國古籍整理一等獎。

目錄

《明清文化通史·明代卷》目錄

緒論

第一章科學和科技

第二章學術研究

第三章文學藝術

第四章哲學、宗教和社會風俗

第五章圖書事業的興盛

第六章少數民族文化

第七章中外文化交流

《明清文化通史·清前期卷》目錄

緒論

第一章自然科學

第二章考據學、史學和地理學

第三章文學和藝術

第四章哲學政治思想和宗教

第五章類書和叢書

第六章少數民族文化

第七章中外文化交流

《明清文化通史·清後期卷》目錄

緒論

第一章學習西方文化的重要手段———留學外國

第二章出使西方的使臣在學習西學上的貢獻

第三章外國傳教士在華活動及其在華人支持下對西學的傳播

第四章西方科技的引進與吸納

第五章西學傳入對中國文教和社會生活的若干影響

第六章考據學、經學與諸子學

第七章史學、考古學與地理學

第八章文學與藝術

第九章哲學、倫理學與佛學

第十章經濟學

第十一章叢書、類書、書目與圖書館

第十二章少數民族文化

結語

後記

前言/序言

《明清文化通史•明代卷》緒論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至1644年春由於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攻入京城北京，其統治全國的政權宣告滅亡，而後福王在南京即位，建立起控制南部中國的第一個南明政權。 1645年福王政權被清朝消滅，福王做了清朝的俘虜。 後來又有魯監國、唐王、桂王等南明政權的存在，直到1662年桂王做了清朝的俘虜，以朱氏子孫為首的控制中國南方部分地區的南明政權才最後結束。 但是，此後尚有鄭氏政權，沿用桂王的年號永曆，作為南明政權的最後一支勢力存在於臺灣。 1683年，鄭氏政權降清，朱元璋建立的明朝至此才算最後終結。 上述複雜的歷史狀況，使得明朝存在的時間下限存在多種不同的說法，或取1644年之說，或取1645年之說，或取1662年之說，或取1683年之說，各說皆有一定道理。 而統觀其時中國大勢，在1644年以前控制中國大部分地區，作為中國政治生活中最有力量的勢力為明朝，而至1644年春天之後，這一角色則被清朝代替。 囙此從宏觀的角度講，1644年春應視為中國明朝時期與清朝時期的分界線，在此之前應稱為明朝時期，在此之後應稱為清朝時期。 有鑑於此，本卷在寫作過程中，遵循著以1644年為明朝存在的時間下限的分期主張，基本上將所論述的內容限制在1368—1644年的範圍之內，只有個別情况，稍有突破。

縱觀1368—1644年長達277年的明代文化，感受最强烈的是其成就相當輝煌，並且特色鮮明，這些概括起來主要表現在以下七個方面。

第一，富於總結性。 明代文化在許多領域，將中國人民在以前幾千年中創造的成果，作了詳細的回顧和整理，寫出了許多大部頭的總結性著作。 如迄今部頭之大仍居類書首位的《永樂大典》，採用唐宋以來形成的按韻收字、以字系事的體例，以37000萬字的浩繁篇幅，對歷代文獻進行了分類大彙編，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志、陰陽、醫蔔、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 著名的農學巨著《農政全書》，引用文獻225種，除歷代重要農書外，尤其大量引用明代農書，全書90%的篇幅為對前人成果的引用、整理。 著名的藥物學巨著《本草綱目》，對作者在世時能看到的有關中文藥物學資料，作了相當完備的總結，書中所收1892種藥物中，總結舊有本草著作而來者達1518種。 這些著作的出現，不僅能够防止已有成就的失傳、散失，便於後人學習和繼承，而且溫故可以知新，有利於新知識的進一步創造和獲得。

第二，多有新進展。 在繼承、總結前人成就的同時，明代文化的各個領域，也取得了不少新成績、新進展。 如《本草綱目》中，所收藥物有374種是前人未嘗記述過的新品種，對於前人記載過的，也多有糾謬補遺之處。 著名的科學技術百科全書《天工開物》中，所記內容多是通過作者調查研究而獲得的新知識。 在文學藝術方面，篇幅空前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等優秀的古典長篇小說出現，清新真摯的民間小曲空前繁榮，十二平均律的創建使音律學上的旋宮難題得以解决。

第三，反映和適應商品經濟的發展及其需要。 明代文化的許多領域中，受到商品經濟發展繁榮的影響極為明顯。 如明代數學書中收集的應用問題，與商品經濟有關者甚多，或涉及利息計算，或涉及合夥經營，顯示出商業數學的興盛。 適應商品經濟發達、數學計算日益增多、對計算工具之快捷方便提出了迫切要求的客觀情勢，明代的計算工具最終由珠算盤代替了古老的算籌。 在“三言”“二拍”以及其他文藝作品中，商賈和手工業者成了重要的角色，或描述其生活，或讚揚其相互間的友誼，或肯定其發財致富的事蹟，這無疑是現實生活中商品生產和交換廣泛存在的寫照。 在明代的出版品中，出現了許多商人編撰的士商用書：晋商李晋德編撰的《商客一覽醒迷》，記述了從商的經驗以及商人的訓誡，徽商黃汴編撰的《天下水陸路程》，是根據各種程圖和路引彙編而成的明代國內交通指南，徽商程春宇編撰的《士商類要》，既記載了水陸行程， 又記載了經營知識和經商經驗等。 這類出版品的出現，顯然是由於受到了商品經濟空前繁榮情况下走南闖北的大小商人的實際需要的驅動。

第四，帶有濃厚的反傳統、衝擊封建網羅的近代啟蒙色彩。 這在哲學思想和艺文思想方面表現得尤其突出。 如李贄反對把孔子的學說神化為萬古不變的教條和是非的標準，提出“鹹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故未嘗有非耳”，反對封建禮教通過道學家們的仁義說教而絞殺“童心”，要求恢復“真心”，做“真人”，即衝破封建倫常的束縛，實現個性解放。 公安派詩文作家主張詩文創作要隨時代而變化，要求表現作者的真感情、真性靈，反對復古類比。 為了維護封建等級制度，明初對各等級人士的服飾都有嚴格的規定，但是現實生活中不斷出現逾制的現象，這在明中期之後尤其廣泛，所謂“代變風移，人皆志於尊崇富侈，不復知有明禁”。 這類現象說明，在社會風俗方面，衝破封建網羅的潮流也頗為強勁。

第五，國內各民族互相影響、共同提高。 如女真族最早的文字即老滿文，是借用了蒙古文的字母來拼寫女真族的詞彙和句子。 該族將遼、金、元三史以及其他許多漢文書籍翻譯成滿文（有的作了删削），加速了對漢族文化的吸收。 蒙族人火源潔奉朱元璋之命以漢字翻譯蒙古文，成《華夷譯語》，大大方便了漢族人對蒙文的瞭解。 蒙古族靈覺寺的壁畫，帶有漢族畫家仇英、徐渭畫風影響的明顯痕迹。 該寺的主體建築經堂和大雄寶殿等，既有純藏式的磚牆，又有明顯的漢族宮廷建築的種種特色。 在明朝的欽天監中，有許多回族天文學家供職於回回曆專科，對中華民族天文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西藏地區的許多寺院，其建築材料、佈局以及壁畫等方面，既有藏族雄偉壯麗、熱烈鮮豔的風格，又吸收了漢族斗拱、梁架、藻井等有特色的形式。 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中，記載有壯族的藥物及其應用經驗。 漢族的中草藥在壯族地區也有流傳。

第六，中外交流，尤其是中西交流成效顯著。 中國與外國在文化上進行交流，具有悠久的歷史傳統，在明代仍在繼續進行。 與朝鮮、日本、越南等近郊的交流關係，跟明代以前狀況大體相同，一方面是交流頻繁而廣泛，另一方面是以中國文化更多地影響對方為特徵。 隨著鄭和下西洋和明中葉以後大批中國人移向南洋，中國與東南亞、南亞、西亞以及東非各國的文化交流也超過了以往的規模，先進的中國文化對這些國家產生了有益的影響。 而這時最引人注目的是中西交流開始大規模展開。 伴隨著耶穌會士大批來華，基督教第三次傳入中國，西方的天文曆法、數學、機械工程與物理、火器科技、地理、醫藥等自然科學科技，以及語言學、音樂、繪畫、哲學等傳入中國。 為了使在華的傳教活動在歐洲本土獲得理解和支持，耶穌會士在來中國以後，也用寫信、著書等管道，將瞭解到的中國國情，包括中國的文化成就，通報給歐洲，從而使中國文化得以傳向西方。 在這次東西文化的交流熱潮中，更多是西方文化傳入中國，與同一時期中國與周邊國家以及其他亞非國家的交流有所不同。 由於耶穌會士來華的主要目的是傳播基督教，其介紹西方科學知識是當作便於傳教的一種手段，因而往往不盡所知，甚至為了宗教而曲解有關知識，加上明朝政府對西方科學知識缺乏全面的認識，所關心者只是與其行使政令及鞏固政權有關的內容，至於對生產日用極有價值的部分往往漠不關心， 這些因素嚴重影響了其時西學東漸的實際效果。 但這次中西交流畢竟規模空前，其效果相當顯著，對促進中國的生產發展和社會進步，對提高中國人的科學水准和文化貭素，起了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其在啟發中國知識份子的思想、開闊中國知識份子的眼界、使中國知識份子會通中西的意識漸趨强烈方面，尤其功不可沒。

第七，封建政府為推行政令，鞏固政權，積極參與文化事業。 從推行政令、文宣封建思想、鞏固封建王朝的統治秩序出發，任何封建政府都積極參與文化事業，寓控制於推動、組織之中。 明朝作為一個已經進入封建社會晚期的封建王朝，對此表現得尤為積極。 如在史學方面，洪武時修有《元史》，有明一代每位新皇帝即位都為剛去世的老皇帝編修實錄，萬曆時除修有《萬曆起居注》外，還開展了一次大規模的編修紀傳體本朝史的活動，天啟時修有《三朝會典》。 在地理方面，景泰時修有《寰宇通志》。 在制度專書方面，除弘治時修有《大明會典》外，而後此書又先後兩次續修。 在儒家經典方面，永樂時編有《性理大全》《四書大全》《五經大全》。 在佛經方面，洪武、永樂年間，先後雕造了三部官版《大藏經》。 在自然科學方面，崇禎時撰有《崇禎曆書》。 在類書方面，永樂時編有《永樂大典》。 上述編修活動，規模都很大，對後世產生的影響相當深遠，而其進行的動機幾乎無不含有强烈的政治性。 如編纂儒家經典，目的在於提倡程朱理學，加强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控制； 編輯《永樂大典》，出發點主要在於藻飾太平，籠絡文人。

有明一代的文化成就，為什麼非常輝煌而且特色鮮明呢？ 其原因主要有五個方面。

第一，明朝在時代上講較清朝以外的其他封建王朝都晚。 文化事業的發展，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經過長期的積累，才能根深葉茂。 明朝在時間上的這一優勢，使之在發展文化事業上可以席豐履厚，起點遠遠高於清朝以外的其他封建王朝。 如在得以寫出總結性的集大成著作的條件上，其以前的各個王朝都與之無法相比。

第二，明朝是一個存在時間近300年的統一王朝。 這期間，儘管發生過一些農民起義、統治階級的內部拼殺以及其他武裝衝突，但除了“靖難”之役期間及明朝末年的十幾年外，總的說來各次武裝衝突延續的時間都不長，規模有限，涉及的地區較小，從總體上看，全國大體處於和平安定的局面之中。 這種局面為發展文化事業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其有關活動不易中斷。

第三，明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重要轉折時期。 明朝的生產力水准，比以前有所提高，元末戰亂期間遭到破壞的農業、手工業生產在明初逐漸得到恢復，而後又逐漸發展到空前的高度。 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明中葉以後商品交換出現相當繁榮的局面，並在若干地區和若干經濟部門中較多出現雇傭勞動。 這樣，當時的中國社會雖然從總體上看，仍是封建生產關係占主導地位的封建社會，但它已不是封建社會的全盛時期，已進入了晚期階段。 舊有的各種社會矛盾變得比以前更為尖銳，一些新的社會矛盾產生出來。 明朝社會經濟和社會性質的上述變化，不能不對其時的文化產生重大影響。 經濟的發展為文化上總結和創新的工作提供了比較充足的物質前提。 商品經濟的繁榮和雇傭勞動的較多出現，顯然是其時文化上反映商品經濟發展、為商品經濟服務以及帶有濃厚的反傳統、衝擊封建網羅的近代啟蒙色彩等特色的客觀依據。 至於社會矛盾的趨向尖銳和複雜化，則無疑與明朝政府更積極地參與文化事業、寓控制於推動和組織之中息息相關。

第四，明朝對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經營和管轄非常積極有效。 這是自洪武時期就開始實行的國策，到了永樂時期，實行得更加堅定。 這一國策使得明朝不僅政權存在的時間長久，而且版圖極為遼闊，其臣民從民族上看幾乎包括了今天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所有成員，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這時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和鞏固。 這樣多的民族，在同一個政權的管轄之下，共同生活在祖國的土地上，其相互間的文化交流，不言而喻，是十分方便的，其時的中國文化具有國內各民族互相影響、共同提高的特色，實在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第五，明朝處於世界性大航海和地理大發現的時代。 15—16世紀，人類歷史上發生了空前規模的大航海，東有中國鄭和的航海，西有歐洲的環球探險。 這些航海活動，尤其是西方的環球探險，影響巨大。 15世紀末、16世紀初，西歐資本主義進入原始資本積累時期，迫切需要發展海外貿易和殖民掠奪，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東方成為其重要目標，於是歐洲殖民者紛紛東來，實現了地理大發現。 葡萄牙人沿大西洋東岸繞過非洲南端，經印度而至東方，1511年到達中國。 西班牙支持義大利人哥倫布自大西洋西行，發現美洲新大陸，再經太平洋至菲律賓。 1626年其勢力侵入中國臺灣。 隨後，荷蘭人、英國人也先後東來，到達中國。 西方傳教士東來中國，正是乘了歐洲殖民者東來的潮流。 殖民者開其端的這次東西往來，不僅在東西交流上規模之大、範圍之廣是空前的，而且超過了以前的其他任何國際交往，這便為明朝中西交流的大規模展開並取得顯著成效，提供了難得的機會。